文 ▏ 陈宇辉[1]
“当量子力学遇上道家哲学”工作坊[2]开始时，主持人问参加者们的期待，我当时的回答是想印证自己练习太极几年下来的心得。没想到工作坊的内容却带领我走得更远，帮助我重新检视与确认自己世界观的模塑与改变。
我生于一个普通的香港家庭。父亲中学毕业后一直对职业、工作赚钱等看得很轻，而把心思放在他所相信的、为国家培养年轻人的志愿服务事业；母亲念完高中后在一所中学工作，曾执教鞭，及后因声带问题而改为在学校担任文员，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学校服务。父母在我小时候，除了新闻、时事节目及一些知识性的节目外，基本不让我与妹妹看太多电视节目，反倒比较鼓励我们多看书。人文、社会的关怀是他们传给我的宝贵礼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人”——“社会”以及个人在当中的角色是我最关心的内涵。我记得高中时有位很好的基督徒同学诚心向我介绍她的信仰，我虽深有感动但婉拒说，我希望继续相信人的力量，而不想把力量交托给信仰。大学时我念政治学，念兹在兹的是公正、公义的社会应该是何等模样，人的解放（emancipation）如何可能等命题。科学、自然（在那时还是更多地理解为自然环境）对我来说更多只是高中课本上的知识，是为了升学的必要之恶。
在追寻的过程中当然有失落有困惑的时候。比如大学时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思潮，反思自己如何被社会大环境所模造，并意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制着身处的社会而无处可逃，那种孤独惶恐实在无以名状。又或者读到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议题后，一步步地剥离自己被建构起来的性别意识，看似有所“充权”；但有一回母亲的困惑让我意识到性别枷锁的真实，读了几年书的我惶然无法协助，只能在家人面前哭成泪人。
尽管如此，过程中我还是一步一步地、在上述的家庭背景及知识追寻的基础上，寻找参与、介入社会的位置与方式。大学时我参与了跟公民教育、公民培养相关的团队，并同时保持着对学生运动的关注与对话，从而找到了一个能实践自己的平台。踏入社会后，机缘巧合下我进入了NGO的领域，以职业的方式参与到政策倡议、环境运动、社区发展当中，关心的一直还是上边提到的、对社会公义及人的解放的继续寻求。
但慢慢地困惑开始浮现。
首先是因立场所带来的泾渭分明。每个人、团队投入到“社会参与”时，多多少少都带着自己的社会分析进入到公共场域，并希望自己所相信的价值得到落实，从而推动社会向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然而当今的社会矛盾异常激烈，信息传播的速度又令黑白瞬间二分。自我的膨胀，乃至对知识、理性的自信，让意识形态、立场变得牢不可破。在这样的脉络下，我对该当如何介入社会、推动自己所相信的改变越发变得犹疑不决、思前想后，甚至开始怀疑仅仅是从社会的视角介入是否足够？
再者则是所谓结构（structure）与个人（agency）的二分。个人组成了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模塑着个人的行为。在比较早期的探索中，我的注意力比较多地放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上，比如说政策法规的倡议、关心全球贸易体系的不公平等等。后来慢慢觉得总是把手指指向别人而无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对劲，开始将视点转移到社区、群体层面以至个人的改变。但这样的视点转移却始终让我带着某种罪疚感，担心事情变得小众、小圈子、个人化。
再进一步，则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及限制。谈社会理想、谈价值很容易，但正如香港社会运动近年很流行的一句，“身体最诚实。”比如说面对主流生活价值的“引诱”，我究竟能够多大程度把自己所相信、认同的价值落实下来？又或者当面对制度性的权力时，自己有多大勇气直接行动以带来改变？当我们知道人与人的重新连结是回应主流社会的重要一步时，我又如何面对自己的怠惰或者是“社交恐惧症”、导致迟迟没有做真正的社区结连？
就正如心理学家荣格（C. G. Jung，全称Carl Gustav Jung）[3]在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4]等人所译的《易经》英文译本[5]写的推荐序中提到，“我们必须要承认‘机缘巧合’的无比重要性”[6]。上述提到的种种困惑，在Shantena老师带领的工作坊[7]上，或多或少地都得到了解答。
科学某程度上象征着人类对知识、理性的终极追寻，透过科学及其方法，人类在过去几百年大量地增加了对宇宙万物的认识。然而吊诡的是，作为科学最前沿的量子物理学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经发现，我们对世界的基本假设（比如因果定律、物质的存在）在粒子的层面变得不再确定。由对理性的推崇所衍生出来的尖端知识最后却告诉我们，人类终于碰上了知识、理性的边界。当老师向我们分享着这些一百多年前的“发现”时，工作坊参与者们不禁感叹这些发现对科学家的严峻冲击。
在这个意义下，人类一方面可能为找到“知识的边界”而感到高兴，但更大的可能是让我们迅速地变得谦卑。科学对（物质）世界的自信曾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以及社会科学），以至我们在社会层面设计出诸如福特管理主义，于社会科学中发展出实证研究，甚至连马克思主义也要争夺“科学历史观”这一头衔。然而我不禁追问，一旦意识到现实并不如此坚实，世界也不一定就是眼睛见到的形状，社会上种种的思想提倡者还如何可以信心满满地为自己争辩？或者换个角度去想，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怎么还可能不意识到据理力争的限制、各据立场的偏颇？
Shantena老师分享到，量子物理学发现到观察者本身并不自外于被观察的现象，而恰恰是观察者的“进场”促使了现象的呈现（即“量子测量难题”）。在与荣格超过二十年的通信当中，量子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8]指出旧有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二分法将不再有效，物理（Physics）与心理（Psyche）的进路是殊途同归，最终将汇流成一。Shantena老师同时提到，数学上的分形（Fractal）展示了非常简单的程序却可组合出超乎想象的复杂体系。
从这里我继续“任意联想”，开始反思结构与个人的二元概念。正如观察者并不自外于物理现象之外，个人的“进场”自然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状态，而在社会运动中所谓“制度改变”与“个人转化”的两立，极有可能只是我们在旧有的对自我的理解下的伪命题。而看似极为简单的现实介入（比如吃健康食物），在分形的意象下却可能带来超乎我们想象的效果。进一步说，“社会运动”对社会、现实介入路径的定义及预设，既是自我设限，也某程度上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其他重要面向（如自然、心灵、艺术、科学等），并因而窒碍了人与人的连结与对话。
无比重要的是，Shantena老师反复地提醒我们，在认识到波浪与海洋互为表里的实相下（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我们应对两者（“无名”与“有名”、“制度”与“个人”、“社会运动”与“社会”）同时保持觉醒，活在世界里但又不要从属于世界。[9]
如果说量子物理学展示了理性走下去的限制，那Shantena老师对《易经》及《道德经》的分享则更是展示了人之渺小、大道之不可言说。成书于数千年以前的《易经》卜辞仍然能与现今的读者及占卜者有效对话，既反映了成书者对自然运作的深刻认识，也不无警醒地提醒我们主流的知识体系，既不是整幅地图，更不是实相本身。而回到我前文提到自己在介入社会、参与社会改变时的犹豫与困惑，《道德经》以下的文字最能代表Shantena老师在工作坊上带给我的智慧与启示：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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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作者系社区伙伴城市项目经理。
2. 2015年10月，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举办主题为“当量子力学遇上道家哲学——关怀天地的整全思考”的五天转化工作坊。相关资讯请见：http://www.kfbg.org/chi/events/quantum-physics-daoism-2015.aspx。除此处外，本刊其他地方涉及Quantum Physics都统一翻译为“量子物理学”。
3. 卡尔·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
4. 卫礼贤（1873-1930），德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1899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后，卫礼贤被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他从1913年开始翻译《易经》，耗时10年，1924年在德国出版。回德国后，他将《太乙金华宗旨》翻译成德文，取名《The Secret of Golden Flower》。此书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多种文字。
5. Wilhelm, Richard and Baynes, Cary, 1950,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Bollingen Series 19.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3rd edition (196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作者翻译，原文为："We must admi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for the immense importance of chance.”
7. Shantena老师于工作坊上分享的主要内容，详见《老子和量子物理学》一文。
8. 沃尔夫冈·泡利（1900-1958），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是量子物理学研究先驱者之一。1945年，在爱因斯坦的提名下，他因泡利不相容原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9. 详见《老子和量子物理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