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罗 靖
教之初心
零四年，我去成都华德福学校做建校志愿者，教过几个孩子“不入流”的手工，第一次被称作“罗老师”。零六年来到泰国做中文教学志愿老师，因为在泰文的称谓中，“老师”是要放在名字前面的，所以孩子们和学校的其他人就直接用仅会的中文词“老师”称呼我（有的学生偶尔也叫我“老师靖”），我欣然接受。在这间华德福学校，我在幼儿园教手指谣，在小学教一到三年级中文。当时我觉得既新鲜又略带荣耀：我的学生可是最多的了，有一百多个。而我更在意的是，心上有一股单纯的爱意升腾开来。相比之下，这里的孩子似乎比国内的孩子更单纯，也更有礼貌。
初来的时候，我也带着“中国式的浮躁”心愿：我是来传播中国文化的……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了，我是多么的自负和不自知，我懂中国文化吗？中国文化是什么？直到现在我似乎还说不清楚。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回答。在学校之前的中秋庆典里，他们会拜月（月神娘娘）；走在去市场的小巷里，不少的家门口都挂着八卦，供着神坛。我懂这些吗？我意识到：我过去的生活和教育，是去除了对于自然、神灵和祖先的敬念的。有的只是挂在嘴边的空洞说辞，诸如，“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悠久民族……”这真是个屁，没在生活中传承的文化，数字再大有什么用？我之前听到一个刚刚入职不久的华德福老师要带着毛笔去国外交流。我问她“为什么带？”她说：“虽然我不会写，但也可以告诉外国人，以前的中国人是用毛笔写字的，毛笔是怎么握的，怎么用毛笔写字……要学会秀……”这真是一个“真理”，借用一个推广吟诵的老师的话说：越是没有，越叫得凶。踏踏实实研究践行的人，是没有时间和功夫耗在面上的。
在学校里，我觉得，中文是排在英语之后的，虽然华德福学校的课程设计并没有将两门外语的地位做一个排序，但在成人惯常的思维里，有用是一个重要标准。我觉得语言的地位不公平，上一次就想着要去争取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这中间就包含着中文课的节数和中文戏剧。这一次再来泰国，我依旧面临这样的问题：中文和英文教学是平等的吗？我要怎样才能求得公平？在一个发端于西方的教育体系里，老师们是否也会有轻视中文的观念在？或是因为不认同我这个外国人，而对中文有一种消极的抵触？自己想来想去，在朋友的提醒下，就追问到了问题的另一层：为什么我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如若再往里探求，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将自己拖入一种比较的心理状态中，为什么不能接受当下的现实，做当下的自己？
几天前，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华德福老师的矛盾何其多？这十年，我自己经历了一些，听其他的老师也讲过一些，矛盾显示的既是个性彰显、品行冲突和不认同对方，也是在一个外来文化里，各人对华德福的理解不同。我确实觉得在这个圈子呆得心有些累了，可能有些老师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他们有的选择离开，有的自己另起炉灶，导致学校也分分合合。有人在的地方就有矛盾。我不太擅长处理这些，所以常常夹在中间，不开心。还好事物都是有阴有阳的。和老师们相处得不开心时，我可以在单纯的孩子那里找到笑脸，将心力投在他们身上，我为我最喜欢的班写歌，为他们争取到中文戏剧的机会，给他们写属于自己的故事，还带他们做垃圾回收。这一切，既有环境给我的反向作用力，也因为我在那个负面的状态里，希望做一些事情来抓住自己。如果现在让我来选择，我应该不会再做其中的一些事了，至少不会以当时的那种方式做。比如做垃圾回收站，起因是我和孩子们要建一个树屋，树屋做到一半，树就被砍了，我觉得学校没有保住那棵树，所以我要行动。还有那个时段，戈尔（Al Gore, 全名Albert Arnold Gore）《难以忽视的真相》[1] 全球暖化的论调和台湾慈济[2] 所宣讲的2020年曼谷将面临海水倒灌的危机，影响了我去开始做环境教育。当时的我是希望孩子们能有环境意识，但在心底，也包含着对老师们没有环境意识的一种负面回应。可这些真的和我有关系吗？我不做环境教育也可以的，毕竟我只是个中文老师。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没做好，跑去做环境教育，这是不务正业。回收站的事情让高年级的部分学生离我远远的——我知道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我，现在又弄出了个回收站——好几次他们经过我身边都是捂住鼻子的。我也在学校工作两年后面临着离职危机。学校找我谈话，说我怎么怎么，我的眼泪不争气地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有我最喜欢的班，我就没有再呆下去的理由。而事实上，最后我离开学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继续教他们到五年级了。谈话之后，我的注意力就转向了中文教学，如何教孩子们画象形文字，如何用更有趣且易被他们理解的方式讲授一个故事。中国能唱的儿歌本就不多，那就自己写。那个时候，如果我对他们没有感情，如果我不想知道他们长大后是什么样子，我离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和孩子们的当下和未来产生关联，这种关联并不是人智学所提到的有些玄乎的命运关联，而是我希望找到一群人，可以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当他们长大了我还能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共同的生活记忆。所以我想，我要一直教，等第一帮学生长大了，再教这些学生的小孩。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说：我总算做了一件事，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穷老师 富学生
当还在成都做志愿者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中国能上华德福学校的，大部分应是中产和富家子弟，因为学费和学校理念决定和选择了孩子的家长。家境一般的我曾有过这样的念想：穷老师（志愿者）为富家小孩服务（教育），这算哪门子志愿？他们并不需要我帮助，而我自己也更乐意帮助比我弱势的人。来了泰国，一位中文老师告诉我：这里有的学生家里很有钱，某个学生家里有六七台车。我不由得感叹差距之大，因为学校不少老师都是挤公交和搭摩托上班的。虽然在理性上，我应当学会接受一个事实：贫富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可是差距感依然时常在我心里闪过。我曾经接触过的华德福同事家境皆非殷实，他们投入到这个事情上来，多半还是因为热情。大家都知道，华德福老师工资不高，还很辛苦，因为喜欢做这件事，就选择了。在我工作的泰国学校，清一色的全是女老师，不知道国内是否也是女老师居多。男人一般是要养家的，这样不赚钱的工作只好由女人来承担了。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来看，如果老师和学生间的经济差距很大，也不利于老师的工作。如果老师干这份工作，没有一个可以稳定的且看得见未来的生活保障，她（他）怎么可能用心去养护学生呢？这份心，既包含对于工作和自我的认同，对生命的崇敬，更包括在一个现实生活里：她（他）不用愁吃穿，不用忧住行。
一体的师生关联
在华德福学校，老师与孩子们的关系很紧密，这就需要老师保持一种觉察意识。我最近认识到，一个主课老师和他的学生间的关系，就如同磁石的两极，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共场。就我来说，我是一个权威感缺失的老师，所以在我的课上，调皮的孩子我管不住。对三年级以上的孩子我也有些受挫。这次再来泰国，学校安排我每周都要观察一到三年级的主课老师上课。一年级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男生经常不在状态，所以老师要不时地把走神的孩子拉回来，希望形成一个FORM[3]，而这个老师的个性中似乎有一种硬硬的特质，所以就显得有些严格。二年级则是很好的一个小团体，自身就形成了一个FORM。主课老师是一位有着两个小孩的妈妈，待人既热情也平和。她在主课上都不怎么去约束孩子，只是要求孩子们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形成一个自我管理的节奏，比如自己盛饭、自己排队下楼玩耍。我觉得孩子们做得很好，主课老师的黑板画，在课室布置上都呈现着一种美观，有序。而在我的课上，也因为他们的“好”，能与我有一个良性的教学互动。三年级就难管一些了，全班七个男生，一个女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女生在一堆男生中间，不但没有起到中和的作用，还和男生一样活跃。这个年纪本就是一个状态变换的年纪，学生们似一团要燃烧的火，老师如果不更强，是hold[4]不住他们的。这个班的主课老师是一个活跃爱玩的大女生，带这些孩子，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有些不自信的，因为没有带班经验。但慢慢地我发现她有FORM多了，孩子们的状态也跟着在转。在华德福的教师培训中，会讲到老师与学生的命运相系着。我虽然还没体验到这样的关联，但似乎能理解为什么Steiner博士[5]要提出这点，可能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不让教育变成单一技能和知识的传授，变得物质化，就需要让教育有更高的精神导向，让教育包含对生命的爱和敬畏，让老师的生命渗透进孩子的成长中。
我的归属感
老师的生活是什么，那么他呈现给学生的状态，应该就是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了。我从小就生活在一种无归属感的状态中。儿时父母最早南下广州打工，我比同乡的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大城市。看到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我在一种羡慕中希望逃离乡村。后来有机会走出国门时的我，如同一只从井底跳出来的“蛙”，体验到了另外的生活：一方面感受到这个国度的自由呼吸；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异国的孤独。生活很好，可却是别人的，于是学校和学生成了我的依恋。周六不上班的时候，我也会到学校去，享受一个人呆在校园的时光。那种被空寂雕刻的日子，包含着期待和梦想。如果我不教他们，我真的不知道能干什么；如果我不教他们，我也不能继续呆在泰国——这似乎成了我的焦虑。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有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有谁会愿意去割断这种联系呢？即便是忧喜参半的日子。
今年年初，我去探望曾经的学生。时隔四年，发现一切都变了：曾经的学校一分为二，曾经熟悉的家长生死相隔，曾经熟悉的学生擦肩不见，低首不言……我在重重的情感失落中写下了一段文字《漂泊中的爱恋》，以纪念那些还在我记忆里的人和事。不管是否接受这种改变，这都是事实，我只能在这种事实中继续寻找我想完成的事情。
作为自己本职工作的中文教学，我也在困顿中找出路。对于汉字、汉语以及传统文化，我常感到自己的无知。三千年前的甲骨象形文字，我是初识；用了近两千年的繁体汉字我没学过；传统中的道和艺我基本不会……我开始埋怨和反思自己就学时的教育。经过一番探究，我总算知道了拼音是为了外国人学中文而起创的；简体汉字是“废除汉字”不成的延续；我还知道了汉字不是为了记录汉语而产生的，而是独立于语言的一套体系。所以汉字可以在日本，在韩国，在曾经的越南为不是华人的外国人所用。这全是因为汉字试图表征着世界的实相。十年前，我不知道，古诗是可以吟唱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先吟后录的——而在当时，我还困惑，为什么古代的中国儿童没有儿歌呢？现在我明白了，中国的诗词，蒙书[6]都是可以吟唱的——所以孩子们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儿歌。十年前，我没有机会将吟诵带进课堂，现在终于可以有机会了，也算是一种心愿的补偿吧。可我也自知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德行也不够，就只能边学边行了。心里感谢着给我机会来这边教中文的学校创办人Khun-Usa，感谢着十年前自己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的那帮孩子——是她们[7]让我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前是为她们而教；现在她们长大了，也许不需要再学中文了，所以我会为自己而学，而教。
我敬畏“老师”这个称谓，因为那些单纯的孩子每天还在一遍遍地用“老师”这个词称呼我，因为泰国这个社会还敬重着老师这份职业。当我自觉不能胜任学校这份工作时，我会选择离开。毕竟，老师应是一个社会的良知，他自己本应是一个火种，才有可能点燃那些初涉人世的生命。
唐朝的韩愈曾在《师说》里言：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
我想，此当是不变之理，自当历久弥新；做得如何，就看每个为人师者的愿力和修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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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难以忽视的真相》（英文：An Inconvenient Truth）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拉蒙家庭视频公司等七家公司于2006年联合发行的一部环保纪录片。由戴维斯·古根海姆（Philip Davis Guggenheim）根据同名图书编导，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进行讲解。该片讲述了全球气候变暖及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明显的灾难性的片段，并在最后呼吁保护环境、减缓暖化。该片获得2007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
2. 慈济基金会，全称“财团法人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致力于社会服务、医疗、教育等领域。其前身为证严法师在1966年4月14日于台湾花莲创立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简称“慈济功德会”。
3. 英文“形式”、“组织”的意思。在这里作者是指课堂的组织，也是上课的形式。因为华德福的课堂总是有运动，有歌唱，由此产生一种形式感。
4. 英文“把握”、“控制”的意思。在这里作者是指老师要在身体的运动、歌唱、游戏学习中观察把握孩子的状态，既允许孩子的天性及个性得到发挥，又要让整个班形成一种学习的整体能力。
5. 关于Steiner博士，请见《在“人的普遍智识”启迪下的思考》一文。
6. 古人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学童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最初的蒙学教材是为了满足皇室及仕宦之家子弟识字教育的需要而编写的，在皇室和仕宦之家私传。汉代以后，开始走向社会，成为供大众使用的国民教材。流传至今比较常见的有《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等。
7. 作者的眼中，孩子如花朵般娇弱，需要呵护，所以用“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