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試驗和錯誤中求索幸福

——  另類經濟成就的生計活路和勞動尊嚴

文  ▏ 譚秀貞^[1]
插畫  ▏ 全海燕

一個美麗新世界，其中誕生小世界

　　我是香港的六零後中年，兒童和青少年成長期在1970和1980年代。那是殖民地香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迅速起飛、工業興旺、眾多赤貧市民借機脫貧的年代，包括我的赤貧家庭。那時候，大家似乎看到一個越來越好的世界，每天都有豐富而新穎的物質供我們追求──林林總總的家電、新款時裝和打扮、從外國引入的時髦生活品店（超市、快餐店）……一時間，這個傳統漁村和貧窮小城，慢慢變得燦爛和熱鬧。

　　那時候，大家開始享受到工業化和現代化開創的一個“進步”社會所帶來的甜頭。人人都積極求進步，許多傳統觀念遭摒棄。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老師談到外國越來越“先進”的生活方式，例如外國人出門旅行，帶著的內衣褲是紙造的，用完即棄很方便，我當時就疑惑：“那不是很浪費嗎？”老師說我這種思維會令世界停滯不前。無奈，我只好接受教導。

　　那時所有的赤貧家庭都盡力讓子女念書，務求他們有更好的生活，不要像父母輩當勞動階層，賺辛苦錢，而是能躋身白領，薪高受敬。無論是經濟制度或生活價值，金錢成為普遍量度人們成就的指標。高中時候要選入文科班或理科班，理科被看高一線，因為前途好。我選了文科，因為喜歡中國文學和地理，照例屬於次等。我選科和憧憬未來職業，本能地按自己的興趣思量，同輩就提醒我：“什麼也要自己喜歡才去做，注定乞食。”當時大學哲學系的學生，被視為未來的“乞食一族”；大學生流行潮語“四仔主義”（屋仔、車仔、老婆仔、細路仔）^[2]，是他們求學和做人的終極關懷。

　　我從沒想過這種生活和價值是怎樣打造出來的。上了大專，修讀了一科“商業研究”，洋人老師闡釋一個企業的最大使命，是要把“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再沒別的考慮，因為終極目標在於創造財富。然後，企業生存致勝術就是要在市場占最大份額，如何做到？擊敗市場對手，如何做到？價格策略與創新產品……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的生活方式、目標和價值觀，都是被一種經濟制度設計出來的。這一種制度的基本哲學是：金錢管治一切。人的其他幸福訴求，如健康、快樂、興趣、自我實現、個人與家庭生活、清潔無污染的大自然環境……都在其視線之外。

　　這種經濟制度的基礎哲學和套路，就是香港的主流體制，這個套路更隨著自由經濟的全球化擴張而日漸鞏固。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不再單以本地生產總值來評估社會的進步程度和人民福祉，而是加入諸如健康指數、環境指數、幸福指數等內容，但香港現仍維持單一獨大的經濟價值。

　　單一價值獨大的後果，就是將其他價值都擠到牆角，其他生活福祉都要略去。主流經濟造成的嚴重貧富懸殊、作為生存必需品的住房價格和租金狂颷、受薪階層實質薪金長年向下……人無可避免為了生存而成為經濟動物，而健康、家庭生活、余閑等的幸福人生要素通通變得奢侈，更不再有余力關心社會、環境和他人。垃圾堆填區爆滿、空氣污染日益惡化……都在僵局中。

　　然而，我卻在采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赫然發現另一個世界，正在香港悄然而生。這世界小而不亮眼，人在其中不依附主流，既沒有主流的珠光寶氣，也沒有主流的凄酸無奈。他們卻又絕非自外於人群，絕非躲在暗角內感慨偷生。反之，他們昂首挺胸，既有生計活路，又過著有尊嚴和愜意的生活；同時，又在身體力行建設更美好的社會。

“玻璃再生璀璨”的“高尚職業”

　　阿邦是香港一個民間團體營辦的環保項目“玻璃再生璀璨”的半職玻璃回收員，一星期上班四天，每天三小時，到酒吧外的垃圾堆中撿拾玻璃酒瓶，以供香港一所磚廠循環再造玻璃磚，用來鋪路。阿邦不用工作的時間，會做點自己喜愛的事：上網、看書、爬山、到博物館看展覽、去外地旅游……這樣的生活已經維持了三年。他現在是組長，協助分配人手、向新工友講解工作程序、開工前向同事分派工具。

　　阿邦28歲，大學畢業，念社會學。一個知識分子加入被視為厭惡性的垃圾回收業，是同輩中的異類。撿拾玻璃酒瓶先要到每間酒吧位於後巷的垃圾堆中，把一個個黑色垃圾袋打開，忍受著臭味和肮髒，把瓶子一個個撿出來。有時候打開垃圾袋，會冒出一堆蟑螂。現時，在香港普遍的垃圾分類中，並沒有玻璃。

　　阿邦說，如果“開足工”^[3]，月入約7,000港元，這還不到香港入息中位數（15,500港元^[4]）的一半，這即是低於貧窮線^[5]，屬窮人一族！最近，阿邦多了海外旅游，更自行減少工時，收入再低至3,000至4,000港元，卻仍能應付生活，因為與父母同住，家庭經濟穩妥，不須養家，而且過著與香港主流人群不同的物質生活：

“我不買名牌，不‘碌咭’^[6]，不是消費狂。物品的生產要用很多大自然原材料。我不多買衣服，制衣過程會污染水源。一個月3,000至4,000港元夠我用，我每天在家吃飯，只是偶爾約朋友出外吃飯。”

　　一個大學畢業生算是社會精英，為何選擇撿拾玻璃為業，讓收入低於貧窮線？阿邦過去也曾從事全職的非牟利團體工作，每日上班逾10小時，還要帶工作回家做，沒時間看報紙。他解釋現時的選擇：“我希望時間能由我控制，不想被一份工作控制……那時候（做全職工作時），我跟世界脫節，不知世界在發生什麼事。”

　　阿邦入行純屬機緣巧合，並不源於高大神聖的淑世理想。他需要一份工作，上網看到這職位就申請了，於是一直做到現在。“選這份工作，因為感到社會應該有這回事（回收玻璃），盼能盡一份力……對這工作沒有強烈的好惡，當然也不會很渴望每天大清早起來（撿拾玻璃時間在清晨約七至十時）。只覺得工作有意義，免令玻璃丟去堆填區。”

　　工作帶給阿邦兩個好處：因勞動而多了運動，減去幾十磅；同時，避免浪費的環保意識也因此而得到提高。

　　阿邦父母雖不贊賞他的工作，卻也並不反對，親子感情不受影響。朋輩亦沒有歧視，當他們問到為何選擇這工作時，阿邦會回答說：“我生活花費少一點便可應付…… ”他另提到，“願意和我做朋友的，就尊重我的職業。我有問題是自己解決的，沒有要求朋友同學幫忙。事實上，我也沒有什麼問題。”

　　雖說工作無分貴賤，現實社會卻常把工作與人的地位相扣連，將人簡單分類，令很多人過著身不由己的生活。阿邦一點也不介意別人的眼光，反而感受到極大的工作尊嚴：“我的工作相對於那些從事非常浪費資源的人的工作，高尚得多了。”
才28歲的他前面還有漫漫長路，還要迎接人生的各個階段，屆時能否回避主流生活的催迫與無情？想像將來結婚成家、養兒育女，阿邦也坦承，不排除要無奈返回主流社會去“捱騾仔”^[7]。

　　阿邦的兩位同事、半工讀二十出頭的玻璃回收員達鈞（在大學念公共行政）和浩天（在專業學院修讀運動教練學）情況大致相似──既為生計課余賺外快，也為環保理想加入行業；不感工作低下，不介懷工作肮髒繁重；父母朋輩沒異議。浩天更獲同學尊敬：“他們尊重我這份工作，佩服我能一早起來上班，欣賞我持續下去的毅力。開工時，每裝滿一桶玻璃酒瓶，就很有滿足感。”

　　屬於大學時期追慕“四仔主義”的那代人，我沒想過香港今日會有這樣的年青人。他們若被放在“四仔主義”年代，或今日仍經濟價值獨大的香港主流社會內被品評，應該屬於頹敗的“廢青”一族。但我卻從心底羨慕他們──沒有高調濟世的大理想，只為一個平凡而實際的出發點生活，用自己的勞力誠實賺取生計，因此而滿足、身心健康、自由、享尊嚴，為工作的美好意義樂在其中、不卑不亢……

　　當然我也不至於幼稚，這樣的生活來自一種非主流的另類經濟模式，它能否持續和茁壯成蔭是個大考題。“玻璃再生璀璨”由香港特區政府設立的“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資助運作，可以不太受自由市場衝擊，只需做到收支平衡，不需有盈利，員工時薪更幾乎雙倍於法定最低工資。但這盤事業可運作多久不能確定，政府政策和主流市場狀況會是影響的因素之一。

“綠慧公社”與婦女自主

　　香港另一個非主流經濟模式機構是婦女環保合作社“綠慧公社”，生產和銷售環保肥皂和清潔劑──收集食用廢油循環再造、不添加化學劑。生意一直勉強收支平衡，在業界內有口碑，甚至吸引外間企業前來探路合作，但開出的條件卻違背環保原則，例如要求肥皂有香味和顏色，這就須多加添加劑；或要求不用廢油而用優質油，以及要包裝精美等，該社不願為迎合市場而損害環境，因此回拒了合作的要求。

　　營運了八年後，綠慧公社於2016年11月暫時關閉廠房，但卻非倒閉，機構仍繼續運作，停產後仍持續工作坊等教育活動。理事長陸少瓊強調，現在是暫時休息，沉澱一下經驗，再摸索前路，例如看是否找到年輕婦女接班。

　　暫停原因主要是以年長婦女為主的社員，因健康欠佳及承擔家庭責任（如照顧長者或孫兒等），感到勞累而需休息；加上近年生意不好，又逢加租；再就是同類產品的生產者增多，公社的生計也在競爭中受到衝擊。

　　綠慧公社是一個由義工組織轉型而成的合作社，轉型前亦由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資助運作。由於前身機構已有生產所需的物資，轉為合作社後，每個社員入股少量股金便可做“老板”。營運決策由社員民主參與，不像商業機構由上而下；雇員管理彈性和人性化，婦女員工有彈性工作時間，既可照顧家庭，又可有自己的事業，例如因家庭突發事故需請假，不需扣工資，又按照社員的個別能力分配工作。營商方面，仍遵循自由市場的供求定律。

　　60歲的少月堪稱與綠慧公社共同進退，在其前身時期已經任職，至去年11月停產共工作了十一年。她負責制作和包裝肥皂，偶爾協助工作坊教授肥皂制作。

　　為何留在這合作社，而不是外間的商業機構工作？少月答得簡單直接：“因（自己）不夠醒目，不夠快手，能力不足。在外面的企業，要好快手，又緊張。”說話不太靈光的少月有點駝背，雙腿走路亦不靈便。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少月由小學升中學，當年香港未有普及教育，許多貧童因成績欠佳不能升中學，小學畢業就到工廠打工，少月就是這群人之一。

　　現時這份工作是少月養活自己的唯一收入來源，她坦言子女只能顧及他們自己，未能照顧她，但收入只是剛剛好，生活要盡量省錢，例如不會參加很多大型活動，不買漂亮衣服。問到這份工作的好處，她也能指出一些：工時不多（一星期上班五天，每天六小時）；工作不需快手，不緊張；有工業安全保障（制作肥皂要使用堿性較高的氫氧化鈉等腐蝕性化學劑，公社規定須有兩名工友在場才可生產，以互相照應）。

　　少月說自己“麻麻地”^[8]喜歡這工作。但她同時指出，工作不像外面那麼大壓力，有時可以遲一點上班，家有要事亦可通融。有一次，她的兒子不慎摔了一跤，她因照顧兒子請假幾天，亦沒有被扣工資。

　　理事長陸少瓊承認這種人性管理非常靠賴員工之間的互信和體諒。公社要求員工只要辦妥手上工作，工時是可以彈性的。這樣，婦女員工能體現自由自主，工作不致完全妨礙她們履行家庭責任。像少月這樣未能適應主流經濟運作、又非沒有工作能力和技術的人，在這另類經濟模式裡找到了生計、自主和自由。

　　談到這份工作帶給她的其他收獲，少月說是有機會到大學的講座上分享制作環保肥皂的方法。公社時常舉辦這樣的工作坊，又到學校和不同團體中舉行講座，宣揚環保理念。

　　“我自己雖然不是大學生（只有小學程度），卻可以去大學講座上與人分享，令我大膽了很多。我以前把自己收藏起來，不說話的。”

　　另一位年屆七十的社員婉玲已經退休，子女已自立成人，沒家庭經濟負擔，她就單純為了獻力環保而效力公社多年。在短短半個鐘的電話訪問中，她熱情對答，笑聲爽朗。

　　“這工作很有意思，我們向人宣傳不要把廢油倒掉，留下來制肥皂和清潔劑，人們便知道原來廢油是有用的。我們公開銷售產品後，顧客試用過十分喜歡，就知道我們不是在做些無謂的事。

　　（做了這份工作以後）我平日都身體力行實踐環保，例如玻璃瓶消毒後再用，塑料瓶也會重復使用，洗過菜的水用來澆花、衝廁所。我家20盆花都是用洗菜水澆灌的。

　　我很感謝‘綠慧公社’，來了之後人變得開朗，練就一身好武功（擺放肥皂和清潔劑存貨需要很好的體力）。以前一直在家照顧爸媽、弟妹，（結婚後）只能在家帶孩子，照顧姑翁，然後又照顧孫兒……現在（在公社工作之後）終於可以有自己的時間，增長很多知識，眼界拓寬了，好開心！”

　　婉玲的欣喜注滿肺腑，少月不能適應主流經濟卻能尋到另類糊口之途，一個實現了自我追求，另一個找到了成就自信自主的生計活路和尊嚴。

追尋幸福人生，何去何從？

　　重視自由競爭的主流經濟體系相信，市場是個公道的機制，在競爭中被淘汰的人是失敗者，因為物競天擇、能者居之。然而，自小就信奉這個信念、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我，過去二十年來，漸漸發現社會上所謂的“失敗者”，其種類和人數似在與日俱增──從前，教育程度低、技術程度低的工人在香港勞動力密集工業式微之後，成了失敗者；當下，許多奮發向上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碩士博士生，都人浮於事；創造力煥發的年輕信息科技人員、文化創意人員，因租金狂攀而無法創業；高級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因無法負荷天文數值的房價而難以購置自己的居所。

　　另一邊廂，漸見一些知識條件不俗的年輕人，如阿邦、浩天和達鈞，放棄了對主流經濟市場的追逐，悠然過著未必被大眾認同的生活。他們真的是失敗者嗎？

　　這可能就是探究另類經濟和另類生活模式的原因，但誰又能給予肯定而完美的答案呢？主流和另類又是否互相排斥？可持續的幸福路，可能只有在跌跌碰碰的試驗和錯誤過程中求索。

1. 作者是社區伙伴傳訊主任。
2. 指未來可以擁有房子、車子、妻子和孩子，於願足矣。
3. 香港俚語，即按時上班沒有休假。
4.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香港於2016年5月至6月的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5,500港元。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10_tc.jsp）
5. 香港貧窮線的計算是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最新的入息中位數為15,500港元（注腳4），其一半即7,750港元，這是貧窮線水平。阿邦若“開足工”平均月入只有7,000港元，已低於貧窮線，屬窮人一族。
6. 香港俚語，指使用信用卡消費。
7. 香港俚語，指為生計役役勞苦。
8. 廣東方言，意謂還可以、一般、普通。
9. 資料源於項目網站 http://www.greenglass.org.hk 及對其項目統籌黎梅貞的訪談。
10. 資料源於機構網站 http://greenwomen.net 及對其理事長陸少瓊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