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焦點
生態農耕
項目點: 全國和城市

一個共同的農夫市集的PGS之路

參與式保障體系促進CSA發展的經驗

2015年10月

五年來,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吸引了很多認同市集理念的忠實消費者。(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文/蔣亦凡

編按:

  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簡稱CSA)作爲一種支援小農、促進生産者與消費者互助合作和環境友善的經濟模式,是替代不可持續的産業化農業一個可供探索的方向,但它遇上的挑戰也多,例如怎樣保證農産品的質量確實符合環境友善又保障人類健康的條件,就是一個亟待處理的問題;同時,主流經濟體系的認證制度未見能符合CSA的理念或配合其發展需要。探索過程中,全球的CSA運動圈子正在試行一種名爲“參與式保障體系”(PGS)的品質保障措施,期望CSA的實踐確能體現其理念和預期效益。本文作者詳述PGS的概念、其在中國大陸CSA主要群體——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實踐經驗、探討其未來發展方向,期待探究出一個可行的品質保障體系,爲中國的CSA發展帶來新的春天。

   原文章篇幅較長,讀者可按以下內文分題閱讀該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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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召開的 "PGS的本土化工作坊" 邀請了全國各地的CSA推動者參加。(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趁開集的機會,在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社區中心 "集室" 舉行PGS分享會,由IFOAM的Cornelia Kirchner主講。(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兩年前,市集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辦公場地。市集的前面賣菜,後面是辦公室,大家聚於此商討工作事宜。(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參與式保障體系(PGS)是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服務生態小農、建立消費者信任的重要工作手法。市集組織農友、消費者、技術專家、NGO、媒體等,共同前往農場,深入了解生產方式。(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安排消費者參觀農場的種植法。(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除了周末的大型市集,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也會在工作日選擇白領和年輕人集中的場地辦小型的午餐市集。(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五年來,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吸引了很多認同市集理念的忠實消費者。(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現已是一社會企業,但仍獲許多志願者支持工作,比如每次市集的接待處,會有志願者幫忙發放市集傳單、解答消費者的疑問、接待想加入市集的生產者、幫助外地農友銷售食材等。(北京有機農夫市集)

引題

  去年9月的一個下午,我坐在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編者按:一個在中國大陸實踐CSA的重要組織)位於三元橋鳳凰商街的社區中心裏,和市集的召集人常天樂、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的PGS(參與式保障體系)項目協調人科妮莉亞·克赫納(Cornelia Kirchner)一起,準備著一個關於PGS的工作坊。與此同時,正有一場農夫市集在門外的鳳凰商街熱熱鬧鬧地舉行。這個社區中心名叫“集室”,分內外兩間,外間是由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團隊運營的菜店,銷售市集農友和外地同樣可追溯、可信賴的生産者的農産品;里間是團隊的辦公室兼倉庫、餐廳和交流空間。我們就在裏面這間忙活。這時,由集室代銷的幾千斤“良心梨”從河北滄州運到了,需要堆到里間。不一會兒,進來一群人,收拾東西的收拾東西,挪傢具的挪傢具。穿梭往來的男男女女,有市集工作者、也有農友、志願者,還有消費者,大家幹活不分彼此、熱火朝天。人影晃動間,幾百箱梨就在屋裏拔地而起,碼得整整齊齊。適逢這時屋裏的背景音樂是邁克爾·杰克遜的《Beat It》,讓眼前的這一幕仿佛一場熱力四射的現代舞,這首老歌也在這樣的團結、開放、輕鬆、活潑的氛圍中,具有了別樣的感染力。

  這個場景就像是參與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多方關係的一個縮影。用常天樂的話說,市集是一個開放的平臺,供參與其中的各方發揮。而這種開放平臺的身份,也决定了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在追求更好的“自我修養”——PGS的過程中,有自己的清晰的發展軌迹和明確的目標。

  市集創辦於2010年,最初只是一個迷你的文藝范兒農夫市集,五年後的今天,它已經是國內社區支持農業(CSA)運動的一個標杆案例。目前它以每月8~10場的頻率在北京市區的多塊合作場地開集,服務著來自城市周邊的四十個中小規模生態農場、十來家小型手工作坊,還有數以萬計的消費者,年直接銷售額達到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元(人民幣),間接銷售額更高於此。生産者們普遍因爲加入市集而拓寬了銷路,獲得了與其産品良好的生態、健康品質相稱的優價回報,實現了更好的經營狀况。可以說,它成功地在大型食品分銷體系林立的北京,建立起了一個面向中小規模生態農業和傳統食物文化的、以生産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直接交流與互動爲信任基礎的另類市場。

PGS脫胎於有機農業運動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旨在建立的 "PGS",是英文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的首字母縮寫,"參與式保障體系" 是對它的直譯。這是一種在世界有機農業運動中涌現出來的針對有機小農的産品質量保障體系,是對主流體系的補充,或毋寧爲糾正。

  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世界各地擁有政府認可的第三方有機認證體系陸續建立,有效地輔助了一個有機農産品市場的誕生。但是,這些認證的對象,主要是針對産業化、出口型的有機産業的。姑且不論這種産業模式是否符合“有機農業”關於低成本、資源循環利用、生物多樣性、社區經濟的理念,它高昂的認證費用、複雜的手續首先就排斥了小規模生産者。而一些小規模生産者更懷疑,這種靠一個檢驗員一年來看一兩回的監督到底能起到多大的監督效果。既然不被主流認證體系接納,各地的有機小農就另闢蹊徑,紛紛搞出自己的“另類認證模式”。起初他們並沒有共同的名字,工作手法也不盡相同,但是殊途同歸,都是通過以聯合起來的生産者爲主體,同時包括消費者等其他利益相關群體的廣泛參與,以及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來實現對農場生産過程的監督,並向這套工作機制的傳播效應所能達致的本地市場傳遞對産品質量的信任。2004年,這些另類認證團體在巴西的托雷斯開了個會,肯定這套模式對全世界有機小農的發展的意義,總結出它的一些關鍵特徵,並賦予了它們一個共同的名稱“參與式保障體系”。會後,會議的主辦方之一IFOAM建立了專門的機構,把在全世界推廣PGS作爲它的一項長期工作。根據該聯盟的統計:2014年,世界上共有74個PGS在37個國家運作,另有73個在37個國家得到開發。全世界有將近五萬生産者參加了PGS,其中有兩萬兩千多得到了認證。

  PGS一開始就具有强烈的社會運動特徵。它是有機小農在被商業化的有機農業部門邊緣化的局面下,爭取社會承認和市場機會的努力,是在原本强調農業的社區屬性的有機農業,變得不得不通過外部機構的認證來獲得市場承認的局面下,重新强調社區自身建立規則和秩序、實現信任的一種探索。這一運動的思想來自有機農業運動本身。法國的“自然與進步”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機農業團體之一,它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PGS。1964年,一群法國農民、農學家、醫生、消費者出於對綠色革命帶來的化學農業的不滿而成立了這個有機農業團體,並在1972年開始使用參與式手法來對會員進行有機生産的合規評估。而歐洲共同體的有機農業標準要等到1991年才誕生,歐洲的第三方認證體系的出現則還要等四年。但是,當這套官方認證體系誕生之後,却喧賓奪主,將獲得第三方認證作爲獲得有機資質的先决條件,以不够“保密”和“獨立”爲由,將自然與進步所采用的參與式方法排除在外,這意味著用參與式方法認證的産品不能稱“有機”。但是,自然與進步並沒有放弃自己那套歷史悠久的方法,活躍的地方團體繼續運作直至今日。因爲這套方法的好處是,官方認可與否並不那麽重要,關鍵是贏得本地市場消費者的心。

市集遇見PGS:似曾相識,又相見恨晚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同事們對建設市集自己的PGS的想法醞釀已久。2011年10月,常天樂在第三届全國CSA大會上聽到IFOAM中國代表周澤江老師介紹PGS,才知道原來市集所使用的一些工作方法在國際上已有先例,而且這種新工具還有很多當時市集並沒有意識到的重要價值。2013年3月市集的一場全體大會(參加者爲全體農商戶和工作人員)的文件中就已經寫道:“市集必須建立PGS,這是市集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市集同事曉雲生說:如果農夫市集沒有PGS,這種形式就沒法走得更遠。因爲只有在具備了這種系統、規範的制度之後,市集所倡導的通過生産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溝通、協作,以及多方參與的農場拜訪來實現質量保障的思想才更有說服力,也使它在與其他的市場模式(包括那些假借CSA之名行純粹逐利之實的李鬼模式)競爭公衆認可的角逐中擁有更大的優勢。

  但不僅是北京有機農夫市集需要PGS。經常去各地參會、考察的常天樂早已經看到:儘管具體情况充滿差异,但各地的農夫市集和其它類型的CSA平臺其實都有對PGS的需求。而CSA運動是一個整體,如果這場運動擁有了PGS工具,那麽會極大地促進公衆對它的認可和參與。2014年,市集向全球綠色環境基金(Global Greengrants Fund, 簡稱GGF)申請了一筆小額資助,編譯一些國際上PGS的資料。後來,市集受邀申請德國NGO亞洲之家基金會的“中歐NGO交流項目”,於是常天樂决定把IFOAM作爲人員交流伙伴,再深入研究一下PGS。並且趁9月科妮莉亞在中國交換工作時,北京有機農夫市集邀請國內多地的CSA同仁一起在北京討論大家對PGS的需求是什麽,各地建立自己的PGS,甚或要建立全國性的PGS網絡,究竟該怎麽做。我作爲CSA運動的參與者和觀察者,被天樂邀請入夥,一起籌備工作坊。

  就像任何一個社區支持農業項目一樣,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天生就具備著一個PGS的雛形。公開透明、鼓勵參與,是市集多年來保障産品質量、贏得消費者信任的基本手段。早些年,你常常能在市集在微博上詢問有沒有粉絲可以開車帶他們一起去考察某個農場。但這不僅是爲了解决交通工具,也是爲了拉到“人證”。這時市集還沒有任何規範化的農場監督制度,尋找人證的方式,總是不問來路,充分開放。

一個 "共同的" 市集的來路

  市集對消費者參與的這種開放態度,其實是市集本身組織形式的開放性的體現。市集的前身是2010年幾個在京的外國藝術家和學生舉辦的農夫市集,當時在美國農業與貿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簡稱IATP)擔任項目官員的常天樂作爲志願者協助組織和宣傳,她的一大貢獻是把微博宣傳做得有聲有色,讓市集充分面向中國消費者,贏得了大量顧客。後來幾個外國創始人陸續退出,離開中國,常天樂這個幫忙的,成了負責的。好在有很多中國志願者加入,幫常天樂一起張羅,逐步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四人小團隊。又幹了一陣,常天樂深感市集正是自己之前在研究所工作時所追求的“替代性食物體系”的絕佳模式,乾脆辭掉了研究所的工作,全職組織市集。說是全職,却不拿工資,其他幾位同事也是一樣,都純粹因爲 "好這口",認同市集的理念、人際關係和工作氛圍。這樣,市集就成了一個由一群全職志願者支撑的公益項目,團隊成員義務勞動,也來去自由,團隊氛圍平等而友善,决策靠大家討論。同事們曾經提出:爲了宣傳市集,要把常天樂作爲一個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形象作爲市集的靈魂人物推出。她是美國 "海歸"、曾供職於大報、大公司和國際研究機構,英語和普通話一樣流利,而且出口成章,形象也富有親和力。但她始終拒絕被 "推出",堅持應該突出的是市集這個平臺本身。而她至今都管自己叫市集的 "召集人"——她負責把大家招呼到一起,但拿主意要靠大家商量,不由她說了算,但如果項目出了問題,她也負責“著急”。2012年夏天,市集開始有一些收入,終於可以給團隊支付微薄且平均的薪水。次年12月集室開張,又增加了一個團隊,目前全職工作人員數量達到11人,其中大多數人都曾是市集上消費者。而在這個團隊管理下的市集,則不屬於任何一個個人或機構,毋寧說,它是這個流動的志願者群體,以及他們所服務的農友和消費者群體的 "共同的" 市集,市集的不少事務會拿出來與農友們協商,一些活躍的消費者也會被邀請其中。

  據常天樂估計,全北京有近一萬個家庭的農産品購自市集或由於市集而直接向農戶購買,有一千人差不多每周都來趕集,與她臉熟的消費者有小一百人,負責更多一綫事務的同事們只會認識更多,而其中又有幾十人是非常投入的消費者,他們有的把社區支持農業、有機農業原則甚至方法吃得很透,常常能在市集舉行的交流活動中替市集組織團隊宣講理念、解答問題,甚至回應挑戰。有的成爲市集的志願者,從看攤、搬運,到編輯微博、微信,到提供專業咨詢;有一些則舉家默默成了農場的忠誠志願者,還有一些則成爲參加農場拜訪的積極分子。

  這並非率性而爲。一方面,這是因爲市集發展之初曾有很多個人和機構爲它的成長出過力,所以至今團隊仍然把它看成一個屬於大家的市集,團隊是在替公衆/社群托管它。這種認識也反映在市集的財務安排——團隊的薪水十分微薄(起初3000元/月,後來一度穩定在4000元/月,目前開始以多勞多得爲原則實現差異化),省出資金用於辦公經費、拜訪農友、舉辦交流活動等事業發展用途。

  另一方面,這也與常天樂對消費合作社的熱衷有關。常天樂在美國工作時,曾經考察過美國的一批消費合作社,爲那種一群人聯合起來解决自己的需求的力量感染。被IATP派回中國後,她在2010年5月策劃舉辦過一次 "消費者合作國際交流會",可能是國內迄今舉辦過的唯一的關於消費合作社的國際會議。在那次會議上,IATP邀請了美國、德國、台灣等地合作社的負責人和會員,分享他們的經驗,而來自國內CSA社群的代表則探討如何把這些經驗與自己的工作相結合。這些消費合作社的共同點,是一群理念接近的消費者集中資金,有時還有自己的勞動,來建立大家共同擁有的消費品供應平台,這樣既能獲得理想的産品,又能將原本會被商場、超市等大型銷售渠道賺去的利潤留在自己和生産者的手中。一些合作社爲了獲得安全綠色的農産品,就與農戶相約:農戶進行生態生産,合作社則付以優價。這些合作社內部都有民主决策機制,會員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合作社的主人。常天樂想:市集是否也能效仿消費合作社,爲農戶、消費者和市集的工作團隊共同擁有,由大家一起管理?正是這種想法賦予了市集以多方參與的開放性。

  2012年初,市集團隊嘗試將這種思考輔助實施。爲此他們召開了全體大會,宣布將組建由生産者、消費者和外部專家共同組成的市集管委會。工作隨後由一個多方組成的籌委會推進,但可惜後來因爲消費者和外部專家難以動員,因此這項動議未能實現。幾個月後,當市集面臨法律注册,天樂再次把合作社模式拿出來探討。她的想法是利用有限責任公司注册股東上限50人的規定,召集囊括以上多方的49人(爲了决策效率而選擇單數)作爲股東注册公司,並制訂合作社章程,使之事實上是一個體現各方會員利益的合作社。但這個想法由於操作層面過於複雜,沒能得到團隊同事的支持,也只能作罷。

且行且思,朝著PGS前進

  儘管事後分析,由於消費者的數量龐大和川流不息,以上兩套涉及明確的代表權和所有權的方案其實都不適合市集這種模式,但這種把市集作爲一個 "公共物品" 的思想,被團隊繼承了下來,影響了團隊的思維方式。而當PGS這一工具浮現之後,常天樂感到:這是另一種可以使生産者和消費者參與市集管理的機制,通過PGS,他們可以在産品質量保障、知識營造和文化建設中發揮作用。

  市集最早的PGS制度建設嘗試,可能是那次對生産標準的修訂升級。2011年秋天,市集打算把原先簡單的生産底綫要求 "認同有機理念,耕種過程不使用農藥和化肥,養殖密度合理,散養爲主,不喂含抗生素和激素的飼料" 制定爲更細化、更專業的生産標準。本著PGS "利益相關方共同制定游戲規則" 的原則,市集團隊先邀請農戶們分頭撰寫不同生産門類的標準。一些農戶很積極,不久便拿出了草稿,然後是向農友徵求意見。雖然意見很多,但好歹匯總成爲了一個初稿。然後,所有農戶被拉到一個農場,關起門來逐條審議初稿。結果,每一條都有相左的意見,水平高的人希望把標準定高些,水平低的人希望定低些,這讓審議過程成爲一場另大家精疲力盡的“車輪大戰”。最終結果,是保留了原先那條一句話原則。

  如今回憶當時的情形,並展望未來的PGS,常天樂目前有點懷疑制定細化生産標準的意義。國外的PGS所采用的生産標準,通常是根據一些主流有機生産標準修改,使之更符合小農實際。常天樂認爲:具體到羅列哪些投入品可用,哪些又不可用,就會造成沒寫進去的東西被濫用。據她觀察,市集上最容易出狀况的農場是那些並沒有鮮明的生態理念,而更多是帶著生産“健康食品”的想法而做的農場。由於缺少對農場的生態設計,這些農場較多依賴外購投入品,這就是問題的來源。因爲,即便不論外購投入品是否符合有機農業本土資源循環利用的原則,光是它們的成分就非常不透明,常帶有不合格成分。所謂“商品有機肥”往往並不符合有機標準,就是一個例子。

  在常天樂看來,有機生産標準仍然是一個工業化思路的産物。好的有機實踐,是遵循一系列符合有機農業價值觀的原則。PGS除了組織利益相關方協商制定這些原則,還可以通過它爲生産者建立經常性的交流和學習機制,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這些原則。她的同事曉雲生認爲,生産標準可以是PGS知識庫中的內容,供生産者學習、參考,但不應該是追求的目標。PGS該做的是幫助農戶逐步實現真正的有機農業生産。

  市集的另一項努力,是在去年春天設置了專門的崗位來推進“准PGS”的工作。負責的同事塔拉學藝術出身,但一反人們對文藝青年的常見印象,勤奮、認真、不怕吃苦,兢兢業業推進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前後花了半年的時間,設計了一套農場信息登記表,並苦口婆心、窮追不捨地促成市集上三十余戶農戶逐一填寫完畢,並在隨後的農場考察中核對。這份表格囊括了從農場概况、生産部署和生産方式的方方面面。這樣,全體農戶的生産細節第一次完整地有了書面呈現。很多農戶是從中第一次看到自己農場的全方位信息被形諸文字,記錄在册。這其實正是PGS模式所要求每一個成員農場需要提交的 "管理檔案",有了這份檔案,未來無論是對農場開展監督還是提供支持,都有了參照點。

  農夫市集還希望這套信息能有另一個用處——作爲定價的重要參考。市集從不干涉農戶定價,但是農戶們的生産水平有高低,農場的自然資源條件也有好有壞,而消費者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可能對不同農戶的農産品的價值(兼有食用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哪怕是準確的橫向比較。這使得市集過去的産品定價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扭曲,賣出更好價錢的,未必是生産水平更高的農戶,而可能是更擅長營銷,或産品看上去更喜人的農戶。而隨著市集於10月初在全部農友的攤位前公示源自這套農場信息登記表的農場信息,新的價格秩序將會逐漸形成。當消費者可以借此更好地分辨農場的高下,農場們將會更有動力,也有更明確的方向,去追求更好的生産實踐。這是信息對稱的好處。

  第二件事是加强了農場拜訪的頻率、規範性和嚴格程度。具體的變化包括:農場拜訪的頻率增加到每周一次;爲了確保拜訪小組的專業判斷力,每次都有農友參加;爲了讓在現場的觀察更細緻、周到、有條理,專門設計了表格供拜訪小組成員填寫,並在事後提供總結反饋,並開展討論;爲了讓長期的疑點能够得到求證,對個別農場采取了突擊檢查的形式。嚴格的考察的確發現了問題,有三家農戶因爲嚴重違反規定而被清退。其中有的是拿非自己生産的産品來賣(聲稱是有有機肥供應關係的 "合作基地" 的),有的則是由於農場負責人不管技術,而實際負責技術的人使用了違禁投入品。這證明了:一個高度注重理念的群體內部,監督也是不可或缺——哪怕“監督”這個詞聽上去沒理念、傷感情。

  但塔拉和同事們也被一些問題困擾:拜訪小組的專業能力幾乎全部來自市集上的農友,雖然農友們出於共通有無和維護自己所賴以發展的市集的聲望的考慮,會負責地給出他們的專業判斷,但積極參與的農友並不多(路途遙遠和耗時是主要原因),而且往往不願多次拜訪同一家農場。農友的參與性始終不高,塔拉總要特意邀請,成了一樁耗費精力的工作。而市集同事們的農業知識就要遠不如農友們,只懂原理,不懂具體,對觀察到的現象難下判斷,發生分歧的時候難有結論。而消費者的專業性,往往更低於市集同事,有些不懂得看土壤質量,只覺得農場整齊乾淨就是好,非常主觀。這讓市集同事們意識到三件事:第一,無論是消費者還是市集同事們,要想開展有質量的農場拜訪,必須有相應的有機農業知識培訓;第二,如果有一套制度能促進農戶們參與對彼此農場的拜訪,並在這個過程中有效地開展交流和學習,從而有助於大家農業水平的提高,這樣就能形成一個農藝進步和監管到位的良性循環。這兩件事正是PGS可以做的:PGS不全是關於 "認證" 和 "監督",它還特別强調向生産者提供支持。"共同學習" 正是一個PGS團體自我支持的機制。第三點與PGS並無必然聯繫,但也是PGS的一種工作技巧——需要分流那些僅僅帶著農家樂心態加入農場考察團,沒有把這作爲一項工作來對待、也沒有任何知識準備的消費者。他們想出的分流辦法是:另設更具消遣娛樂性的、收費的農場游項目。

  常天樂還有另一個觀察:市集上不斷出現一些對社區支持農業有著很深的理解和認同的消費者,他們常常不滿足於通過購買來支持,也願意用志願服務的形式提供支持,以此作爲他們對一個公平、可持續的社會的追求。常天樂說:"有很多這種高素質的消費者曾經向市集團隊拋出過橄欖枝,但是我們接不住。" 而如果有了PGS,就可以有專門的職能來彙聚這些資源,使之成爲這個質量保障體系的勞力、智力和傳播媒介。這樣,PGS就成爲一個社會資本的蓄水池。

不忘PGS的根基:在地主體性

正是由於以上這些背景,同時瞭解到國內其他一些CSA平臺都有類似的需求和困惑,希望國內CSA運動能够擁有這種 "制度基礎設施" 來追求更深層的發展,我們决定在2014年9月召開那個在文章開頭提到的 "PGS的本土化" 工作坊。這也是爲了回應對主流農業模式對通過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合作,來實現一個有序的、屬於生態小農的農産品市場。

此次工作坊邀請了全國十多家機構的工作人員,第一天先通過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PGS項目協調人科妮莉亞的介紹,以及我們所翻譯的該聯盟出版或推薦的PGS介紹性材料,來瞭解PGS的前世今生和來龍去脉。各地CSA社區的代表也介紹了他們和PGS相關的一些工作和困惑。第二天嘗試通過PGS的手法考察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若干家農場,以對這種手法進行評估。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我們聚在順義的一家農場討論對PGS的需求、設想,以及各地在建設PGS的過程中需要面對的差异性。

在工作坊的討論中,浮現出了幾個關鍵的問題,加深了我們對PGS的理解,打開了對它的想像。

在第一天的討論中,剛好在京出差,前來旁聽的社區伙伴鄧文嫦老師坦誠地表達了她的一個擔憂:從社區伙伴推廣CSA的工作經驗來看,不同社區的狀况是非常不一樣的,PGS同樣是要在這十分不同的環境中建立一種信任與合作的體系,但目前對PGS感興趣的人幾乎都來自城市,那麽生産者的主體性該如何體現,其積極性來自何處?她擔心PGS會被片面地看作一種認證工具和市場開拓工具,考慮的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而忽略了更根本的東西。社區伙伴是中國大陸CSA運動理念的播種者之一,在它十多年來無論是與農村還是城市社群的合作中,都十分注重對社區的培力,激發出其內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我在回應文嫦時說:PGS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發展工具。PGS所倡導的以平等磋商來制定游戲規則、以對小農的信任爲工作的前提去加以引導和支持,以及共同的學習和知識的營造,都是社區培力的原則,而如果沒有社區的成長,"參與式保障體系" 的工作也就不可能順利開展,因爲根本不會出現有質量的 "參與",因而也無法說服它的 "受衆"(本地市場的消費者群體)。這個觀點得到了常天樂和在場的市集同事們的認同。

而這種去瞭解和理解PGS工作所在地社群的願望,也體現在目前正在進行中的,主要由天樂和我承擔,由樂施會資助的“PGS的本土化”研究項目中。該項目計劃調研全國六個城市區域,瞭解當地對PGS有需要的社群的個性和共性,以此爲基礎來提供一套可供大家利用的工具文本。

關於PGS的社會發展功能,還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坊之後不久,我讀到了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發布的報告《社會過程和參與式保障體系之互動的全球比較研究》(Global Comparative Study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Processes and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正呼應了這個主題。它調查了全球8個成熟的PGS在做“認證”之外開展的社會發展活動,發現其中包括:分享農業技術和傳統知識、保育傳統種子、小規模互助金融、復興集體勞動等活動。這些活動所能帶來的社會發展,除了有助開拓農産品銷路從而改善農民生計,還有助於加强社區紐帶、節約成本、鞏固糧食安全,以及優化自然資源管理,等等。可以期待,未來中國的地方性PGS團體也能追求各自多元化的社會發展目標——只要這些地方PGS團體能真正立足本土開展工作,或者說,是 "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

第二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涉及如何想像PGS的“認證”功能對市場格局的影響。我在工作坊上發表了一個觀點:社區支持農業和PGS之間其實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社區支持農業强調消費者與生産者之間的緊密聯繫,而PGS的 "認證" 功能却並不追求這種關係,甚至讓它變得不再那麽必要。因爲有了認證,消費者就可以看認證標簽,而不再那麽關心農場究竟是怎麽回事。這肯定不是PGS 的目的。如果 "認證" 的結果是産品因爲獲得了認證標簽而“不脛而走”,去到沒有社群紐帶和團結關係的陌生人市場逐浪,那麽這種PGS必將迷失自我。因爲吸引大量陌生顧客的願望,將使一個PGS失去建設和維護一個由多種利益相關方共同組成的社群的意識,而轉而更加注重廣告、公關、品牌營造等塑造平臺知名度和權威性的手段。

常天樂也看到這種危險,她反對把PGS稱作“認證”,而寧可稱它爲“質量保障”工具。她反對貼上認證標簽的産品進入陌生人市場。因爲在她看來,PGS必須是加强CSA的社群團結關係的工具,而非削弱它。她認爲,如果單從産品層面來看,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PGS首先必須是服務於保障市集自身産品的質量,其次這些産品可以受到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PGS" 質量保障的産品的名義,進入國內CSA運動的銷售渠道,從而擴大銷路,甚至包括遠銷外地。但北京本地市場永遠是第一位的,因爲,本地市場是PGS所賴以運作的本地利益相關方社群的來源。同時她也希望看到:各地都能出現立足本土、獨立、茁壯的PGS,而且它們能够建立跨地域的聯合。這將是中國CSA運動新的春天。

在創辦第六年的時候,這個中國大陸最成功的農夫市集即將再度啓航。我們有理由對它的PGS航程抱有樂觀的期待,因爲它一直高舉著PGS的核心原則——具有共同願景的本地社群的多方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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