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瑩恩（本文內容整理自台灣農村陣線蔡培慧於「落地生根－社區支持農業經驗研習會」之發言內容）
“農村再生”的意義：
產業模式再思考
與其說“台灣農村陣線”（以下簡稱“農陣”）是一個組織，或許“群體”會是更合適的詞彙，以描述農陣在各種型態和各個地方的實踐，以及由多元的社會位置與身份的人群──包含農民、知識份子、學生、社區工作者等，所聚合而成的行動連結網絡。那麼，這一群人在什麼樣的因緣際會而聚合？在2008年，台灣的農委會制定了《農村再生條例》，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是：「我們要打造一個讓都市人流連忘返的新農村」，而它的做法，就是在農村興建大量的景觀工程，例如搭建自行車步道或涼亭。然而，如此“再生”的意義，是否能使台灣農村在歷史進程中所遭置於不合理的結構性位置，有掙脫和復興的空間？是否符合台灣農村的實質需要？對於這個問題，有一群人持保留態度。
在《農村再生條例》中，法律的主體被悄悄的移置，農村成為被觀光、被觀看的對象，而忽視農村本來是做為一個生產與生活的地方，除了供給多樣化的食物，聯繫這種生產隊伍的農村社會，和架構在農村社會背後的文明系統，滋養了台灣農村的生命厚度。台灣的農村是需要“再生”的，不過需要的是產業模式的再思考──並非大規模生產，而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城市與鄉村如何串起友善的連結？農村是需要建設的，但是並非點綴式的、甚或可能破壞農村既有地景和人文肌理的景觀建設，而是基礎建設。早期的台灣農村以水稻種植為主，因此灌溉和排水同屬一個系統，當代台灣的農村則多為多樣化種植，加上農田常鄰近住宅或工廠，以及鄰田可能施灑肥料和農藥，使得汙染擴散很快，因此迫切需要灌排分離的基礎建設。這是有位曾參與農陣行動的農民大哥，以實際的農耕經驗提醒農陣的朋友，運動要“破”也要“立”，而如何“立”，是在紮實進入農村的過程，才有可能真正貼近農家的思維、語言、生產與生活狀態。
“破”中思考“立”的基礎：在農鄉的被啟蒙
農陣和浩然基金會共同推動的“小農復耕”和“彎腰生活節”，正是“立”的實踐。當思考“農”的價值，不應囿限於理念或論述，化為日常生活的經驗才能落實改變。以“彎腰生活節”為例，農陣試圖讓“農”直接從餐桌和人發生關聯，且希望人們不只是把食物吃進去，透過小農市集的交流平台，讓生產食物的“人”和農耕的環境脈絡能夠相遇相知，進而相惜。“彎腰”，即期許在發展主義和物質主義當道的台灣社會，長出這麼一個重新關照和實踐人與土地的關係。同時，“彎腰”也是具體的農務勞動──彎下腰、拿起鋤頭、拔草或種苗。參與農務勞動，使離鄉人、以及相對而言和農村甚少有生命經驗的連帶或情感的年輕人，理解到農耕是一種獨特的技術、一門非言傳的技藝，藉著學習勞動的過程（是的，「學習」勞動），意識到自己是相對於土地、環境、農人的，那個較為謙卑的、互為主體的位置才可能因此紮根。農耕是作為“農藝”的一個層次，而另一個層次，則是在“農”的思維中創造文化的元素。農陣有一群來自藝術學院的學生，以及與農陣有著緊密連結的一群美濃的年輕人，發覺／掘農村具象的、生產之外的象徵性文化，使“農”的生命力及文化意義上的向度被展現、被詮釋。這些農村（耕）美學的創作，使得台灣農村年月累積的人文厚度，被人們重新思索：“台灣的農業文明和文化是什麼模樣？”這也是一趟尋根的過程。
進一步、思一步，緩步而行、且戰且走
台灣農村陣線如何發展與維繫不同的社群參與，以及如何影響和開創空間──包括論述上的、行動上的。這些工作的開展，以及不同世代、不同屬性的群體和身分的人們，彼此對話、串連、匯聚，並非農陣的功勞，而是台灣的社會基礎給予支持。這樣的社會基礎，具體而言，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主流“發展主義”的反省，二則是對台灣物質主義的再思考，以及隨之而來的極端氣候、食物安全問題、糧食危機。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大家開始思考食物何來，而農村又何去何從？這一群人的聚合，都和“農”有關係，持續反思自己和“農”、“土地”的過程中，凝聚了想要改變現狀的動力，進而開展具體的工作議程與對話。“以農為本”、“為農所用”會是什麼樣的實踐？農陣的朋友們都在各個地方或者農村中嘗試與實踐，緩步而行、且戰且走。進一步、思一步，我們在現實的土壤上紮根而後前行。
活動相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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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村陣線蔡培慧女士（穿白衣者）在研習會上分享農陣連結各界別保護台灣農村及農業的經驗。
香港長春社通過稻米復耕，連結塱原村民與消費者建立CSA。
與會者參觀長春社塱原稻米復耕計劃農田，除了稻米外，該處還有圖中的菜田。
來自成都華德福學校的周遠斌先生通過遊戲方式表達人與農田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