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亞軍
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已近三年，給鄉村帶來了什麼影響？目前還難以評估。但對我而言，卻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困擾：鄉村振興與之前的現代化戰略到底有何不同？到了預定的全面振興之年(2050年)，鄉村會是什麼光景？我們目前所做的鄉村可持續發展工作，長遠來看，有什麼價值？結合所看到的一些具體政策，進入鄉村社區工作領域十多年的我，其實是有些悲觀的，也有些懷疑目前鄉村工作的價值。正在我四處求教時，讀到了《當文化反思遇上農業——協作者劄記》1，在深受啟發的同時，也產生了更多的疑問。這種啟發與疑問共存的狀態，對一個實踐者而言，是非常寶貴的體驗。
書中的每一句話，在我看來都充滿實踐者的洞見，也正可與個人的經驗碰撞。可也正因此，很長時間裡我都不敢妄自揣測：作者們如何理解世界及其中的鄉村？他們又如何將這樣的理解貫徹於具體的鄉村工作中？儘管書中給出了“第三條道路”，但這對實踐者來說也並非幾行字、一幅圖那樣簡單。畢竟那意味著，在土地上與村民一道做著具體而細微的嘗試時，還需仰望天空、覺察穹頂之下的村莊與村民的處境，這對鄉村工作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在書中，作者們嘗試說明現時的鄉村遭遇了什麼，他們又如何用十多年發展出“文化反思”這樣的手法去回應鄉村的遭遇——這不僅是一個個村莊的探索，更是與村莊頭頂的蒼穹對話。
作為讀者，我嘗試整理自己從故事中收穫的啟發和疑問，也嘗試把書中散落各處的話語重新組合，梳理全書的思路，同時也是梳理自己對鄉村工作的理解，希望從旁為伙伴們提供一點參考。
遭遇發展：這就像一個風暴，席捲了新一代
發展的故事不知從何講起，但在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村寨，“發展”卻是正在發生的歷史。這些村寨的劇變，只要上溯幾十年，就能找到故事的開頭。在本書的“初心篇”，以“對生活與發展的冀望”為名，作者們點明了要從“發展”的角度來理解這些村寨的遭遇，同時也就引出了作者們的初心。
從“人類社會近500年來發展的軌跡”來看，我想我們對於“發展”的理解應該是接近的：從發現新大陸開始，西方不僅逐漸建立起“以工業增長為主導的觀念和發展模式”，還將這樣的觀念和模式侵略性地帶到了全球每一個角落。這可謂是全球化的開端，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開端。這個過程“把原住民和傳統社區置於邊緣的位置”，造成了“全球範圍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問題”。很多時候，這個充滿血淚的過程，也被視為“發展”的一部分。
對於散落全球的一個個村莊來說，發展的故事，就是它們的地方系統遭遇世界體系的故事。書中引用泰國協作者恰恰彎2(Chatchawan Thongdeelert) 的話說，地方系統是當地的人們在適應地方生態環境的過程中，通過“有關自然和生命智慧的學習”，以及“有關生命的學習和一起生活的智慧”，所形成的一套地方經驗和知識。而“現代生活把村寨推向全球化之路，這條道路有這些特徵：強調征服和改變自然，把自然變成以錢衡量，推崇個人主義、自我中心、消費主義”——這句話算是對世界體系的白描。當地方系統遭遇世界體系，原生的地方經驗和知識被瓦解、貶低和拋棄，人們逐漸融入世界體系。“這就像一個風暴，席捲了新一代。”
問題是，“與此同時，我們看到自然資源減少、人才資源減少、經濟崩潰、社會衰弱。”而這些是扎扎實實地落在原住民和傳統社區身上的——他們承擔了發展的代價，卻從發展中獲益甚少。
因此，鄉村工作的內在要求是站在社區的立場反思世界體系、反思目前的發展故事。在書中，文化反思即是對發展觀的思考和質疑，其目標是重建可持續的社區生活。只是，當作者們抱著這樣的初心在21世紀初進入西南民族地區時，當地村民又怎麼看呢？村民會和他們一起“思考和質疑”發展的故事嗎？
文化反思：虛與實之間的平衡
項目就是對村寨發展的干預。發展的故事很多時候也是通過項目落地的，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養殖補貼、房屋改建補貼等等。如果我們要講出一些不同的關於發展的故事，就需要在項目上做出不同的設計。
為了重建社區可持續生活，作者們試過一些很“實”的項目，比如推動生態農業、探索可持續生計等；也試過從比較“虛”的方向入手，比如追尋社區歷史、探討傳統精神等。“實”的項目，一不小心就陷入了具體的技術問題(比如種植方法)，也很容易以市場價值來衡量社區的傳統知識；“虛”的項目，雖然能整理和挖掘出社區的傳統文化，但比較難變成村民生活中“有用”的東西。
虛實難以結合、平衡，村民就很難與外來的工作者們一起“反思和質疑”發展的故事。會面臨這樣的困境，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尊重、不願意理解社區。回顧我們自己近20年來的鄉村工作，也莫不是在這樣的虛實中打轉。問題的本質可能不是如何讓村民跟我們一起來“反思和質疑”，而在於我們怎麼調整自己的認知框架、進入村民所在的地方系統。
說起來，我們都能接受這樣的道理：外部工作者要進入村寨、特別是進入村寨的傳統文化，首先要摘掉自己的“眼罩”。但這本書所指出的“眼罩”，可能是我們最不容易覺察的。我們會思考和質疑主流的發展故事，會反思這樣的觀念——這些觀念正好說明了世界體系運轉的秘密——經濟被視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面向，經濟發展是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發展目標，經濟價值是衡量一切的價值標準。但這樣的觀念背後，還有一套思維方式，它將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割裂開來理解；從而也使得我們所做的行動也變 成了被割裂的虛虛實實。這才是我們要摘掉的那個“眼罩”。
只要我們依然用世界體系的邏輯去思考，就無法理解西南民族地區每個村寨的地方系統，無法進入村寨的傳統文化。
村寨的地方系統是什麼？源自何處？在書中，依然是通過恰恰彎的描述，我們能看到一個村寨的歷史：人們從選擇“一個好的聚居地”開始，“學習當地自然資源和環境”，有了對“聚居地周邊生態系統的深入和細緻的認識”；同時，在適應並不斷融入當地生態系統的過程中，人們又發展出“一個涉及生存和一起生活的方式”，即如何互相幫助以便能夠生存和生活得更好，“互相幫助建造房屋、生產、插秧、收割稻米”。所有這些關於當地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知識、關於人們互相幫助共同生活的知識，加上過程中產生的自然崇拜和 社會儀式，形成了我們所稱的“傳統文化”。我們會發現，在這樣的村寨歷史中，生態環境、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傳統文化等，全部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村寨的地方系統，維持著村寨的發展。人們依據祖輩流傳下來的知識，謹慎地維護與生態環境、家族或鄰居的關係。
而當這些傳統村寨進入世界體系的“發展”道路，村寨的地方系統就被打碎，經濟發展成為了村寨最主要的事。文化、生態這些東西，如果不是對經濟發展有價值，往往會被棄如敝履。問題隨之即來。
作為社區可持續生活的探索者，本書的作者們從早期強調“文化敏感度”、挖掘和利用“土方法”，再到提出“文化反思”，也反映了他們在實踐中不斷反思、逐漸認識到村寨地方系統中的生計-文化-生態是渾然一體的過程。“文化反思”要把這些被割裂對待的面向重新連接起來，因此，學習村寨的傳統，就成為了值得嘗試的方式之一。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發展出了自己的“社區調查”方法，希望和村民一起，從調查社區的變化、梳理社區的文化開始，從現象回溯根源，反思社區變化的原因、認識社區文化的核心價值，覺察到生計-文化-生態的割裂和地方系統的破碎，進而開展行動，重建連接地方系統。也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村民開始逐漸建立自己對發展的理解，用生命寫出不一樣的發展故事。
而選擇生態農業作為切入點，是因為地方系統中的農耕方式原本就與當地生態環境高度契合且生態友好的，以生態農業連接其他面向、切入地方系統，“文化反思遇上農業”的故事才得以發生，才能實現從“從生計到生活”、“從生活到社區營造”的躍進。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會對書中的具體故事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書中所講的“平衡生計與文化”(貴州黎平案例)，本質上是市場化的產業發展與社區生活的平衡：是把生態農業從社區的地方系統中獨立出來、做得越來越專業、越來越有市場競爭力，還是尊重當地村民的選擇、謹慎對待生計-文化-生態的綜合體？雲南德欽案例所講的技術推廣的故事，也面臨同樣的平衡和選擇：在當地推動生態農業，是“以技術為主導”，還是“以整全的視角來看待”？
第三條道路：作有原則的選擇
無論如何，民族村寨回不到過去了，世界體系對傳統社區的影響是無差別的，也是不可逆轉的。眼前正在發生的“發展的故事”，固然令人痛心，但本書也強調，“社區文化的生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毋須執著保留文化的‘形’不變”。通過重新發現自身的文化，“理解深藏在裡面的核心價值，從而以此為支撐，在社區發展路向方面作有原則的選擇，那就是文化反思”。因此，不必拘泥於“形”，更不必作恢復所有傳統的緣木求魚之舉。
既不是向世界體系“投誠”，也不回到過去，書中推薦的路是“第三條道路”：“經過村民自己思考後，平衡現代和傳統的第三條道路。”這條路被視為村寨的可持續幸福生活道路，要求村民“全面瞭解村寨文化，理智看待全球化，我的未來我作主”——這就是有原則的選擇。
第三條道路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地方系統(村寨文化)。不論從哪個點切入，最後必須要形成對村寨的系統化理解：在傳統的村寨生活裡，生態不只是生態，生計不只是生計，文化也不只是文化，這一切串聯交融，才是地方系統。全書一直在講的“核心價值”，即是地方系統(村寨文化)中的魂。我們甚至可以說，以地方系統的視角去理解村寨的所有面向，第三條道路必然是最為確定的核心價值之一。
與此同時，第三條道路還要處理如何看待世界體系(全球化) 的問題。雖然人人都身在其中，但透過具體的生活現象去覺察其背後的世界體系，理解世界體系的那些“核心價值”(“使自然變成錢、個人主義、自我中心、消費主義”)，依然不容易。從大處來看，變化是劇烈的，比如神山腳下、半農半牧的藏族村寨大規模地種上了葡萄；但在生活中，變化又是細微的，比如用馬替代了騾子、用新品種替代了老品種。要捕捉這些變化、理解世界體系，需要歷史的視角、放長遠來看問題；也需要結構的、系統的視角；更需要超出村寨生活之外的許多信息。
當書裡說到“我的未來我作主”時，“我”是指村寨裡的村民。要找出路，就要建立對世界體系和地方系統的批判性理解。村民或許對自己的地方系統有所體悟，但怎麼才能理解世界體系呢？甚至很多時候，對村民來說，要理解自己的地方系統也並非易事。外部的工作者，如這本書的作者們，如我自己，帶著對世界體系的些許理解來到村寨，卻對地方系統一無所知。單方面的理解並不能探索出“第三條道路”。只有雙方相遇、彼此學習對方對地方系統和世界體系的理解、共同印證，“第三條道路”才有可能，“我”才能為“我”的未來作主。
就此而言，項目是外部工作者和村民相遇的平臺，也是雙方互相學習的過程。書中所提到的所有方法，比如社區調查、培養二傳手、推動跨社區交流、文化對話等，都是為了讓這樣的學習發生。這本書特別強調“向社區學習”，雲南西雙版納的案例更是直接提出靈魂拷問：“誰在改變誰？”當我們通過對話一起建立對地方系統和世界體系的批判性認識、走上“第三條道路”，我們應該都明白：文化反思是共同的反思，學習和對話是彼此的學習和對話，我們可能改變村民，村民也可能改變我們。也是基於這樣的理解，這本書不會將項目僅僅視為一些事務性目標的達成，不會被既定的項目框架限制，不會僅僅滿足於某些現象的扭轉或改變——促進文化反思，才是更為根本的改變。
如果用這樣的視角來理解這本書，我們還會發現，本書所推崇的“第三條道路”本身也是系統性的變革路徑。其中既包括上文提到的對世界體系和地方系統的系統性理解，也包括現實中對多個層面的協作和推動；既注重“社區為本”，也注重從個人到社區、再到跨社區“文化圈”的建設。重新檢視書中所提到的手法，我們能看到作者們用力的支點所在：在“文化反思培訓中以強化內心和自我覺察的活動，幫助參加者探索內心”，這樣的“自我覺察”是導向“人在系統中”的覺察，以個體的生命經驗為引子，導向對自己身在其中的世界體系和地方系統的雙重覺察；社區調查，“以培養內心的力量為方向”，“給村民一個深度挖掘和系統思考的機會”，“從內心層面對平常熟視無睹的事情產生危機感”，“提高村民帶 著對外界影響的敏感性，產生緊張感和危機感的同時也感覺社區還有潛力和機會去回應這些問題和挑戰”，這是在個體和社區兩個層面同時使力；跨社區交流則走出社區的層面，在社區“面對現代化衝擊時未能協商及互助”的情況下，“通過文化圈的擴大，把各社區重新連結在一起，相互合作支持”，“讓社區不成為孤島”，“使社區可以在可持續生活的道路上順利前進”。
其中，“社區為本”的原則不僅是指“跟著社區的節奏”、“向社區學習”，也不僅是我們常講的“以社區為主體”。在第三條道路的語境裡，我更願意將其理解為自下而上的系統性變革之路的根本。因為社區是地方系統的依託，也是世界體系發生作用的基本層面，因此社區是批判性地理解世界體系和地方系統的最合適場景。當我們要尋找出路，我們向社區內部求索，找到地方系統的核心價值，從中獲得啟發；同時我們與社區外部連接，尋找不服從世界體系的夥伴，形成互相支持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社區是第三條道路的根本所在。
從這本經驗集裡，我能感受到韌性和希望，也重新找到了鄉村工作的價值和可能性。但從自身經驗出發，我還是止不住疑問：“第三條道路”對所有鄉村社區都可能嗎？第三條道路可能比較容易在邊緣的民族村寨突破，因為那裡還存在地方系統的力量。但在那些地方系統已破壞殆盡的鄉村，所謂的“核心價值”會是什麼呢？要從何處尋找力量，去跟對世界體系的批判性理解對接呢？這些村莊的前景會是另一個方向嗎？
疑問仍然一串串，只有呼喚大家一起來思考了。
1. 由社區伙伴于2019年1月出版。
2. 恰恰彎：泰國清邁社會管理學院(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CSM) 院長、社會活動家，聯合各種職業部門設計、執行和解決迫切 的社會問題。曾參與建立多個公民社會組織，建立博物館，積極投身于地方文化保護，並致力於傳遞傳統智慧與文化給年輕一代。
■ 黃亞軍 廣東綠耕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總幹事，駐過村，種過田，在農村社區發展工作中打通自己的過往和未來，相信社區工作無處不在，且一定要有夥伴才能走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