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白亚丽[1]
PGS是IFOAM推动有机农业运动中采用的一项重要认证体系，近两年开始被引入中国，并成为部分推动有机农业和公平贸易的实践者使用的一种工具，同时业内也有一些机构从研究的角度推动PGS概念的传播。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推动以小农户和合作社为参与主体的农村社区发展和生态农业，因长期与农户和合作社保持密切关系，自然会从农户和乡村社区的角度观察和思考PGS的发展，以及在工作中的结合的可能性。2015年12月份，笔者受社区伙伴的支持，在泰国北部清迈地区两个非常成熟的社区梅塔村（Ban Mae Ta, Mae Ta District）和龙岛村（Ban Nong-Tao, Maewang District）实习一个月，并在实习过程中有机会对两个社区及清迈有机农夫市集的农户进行PGS的访谈和观察学习，根据直观感受形成了以下对比思考。
PGS与生态农业运动的关系
相比生态农业在中国10多年短暂的历程，泰国民间组织推动生态农业的历史已有20多年之久，而二者的运动缘起也不尽相同。与因回应城市中产阶级食品安全的诉求和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而产生的中国生态农业运动不同，清迈地区的生态农业发展是出于乡村社区欲摆脱主流依附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驱动，即农民不满单一化种植和由此带来的生活高度货币化和债务陷阱。他们认为必须转型成多样性种植的生态农业才能降低生产成本，同时逐步减少从市场上购买不健康食物的数量，满足自足经济的需要。
中国前5年的生态农业运动，多以小农在社区层面小范围试验生态农业为主，并在部分地区在地构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小规模的贸易关系。但农户在技术、销售及理念传播等方面的能力都非常薄弱，靠中间团体的教育培训、资源引荐、活动推广才能和消费者产生互动，而消费者的购买习惯长期受主流消费模式诱导，对购买生态产品行为背后的价值缺乏思考和重塑。记得2006年我们组织国仁绿色联盟[3]的小农户带着食材进入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社区时，社区的消费者对产品价格、产品品相及正规机构认证的要求都带有很强的主流消费意识。
近5年，食品安全的潮流议题使得城市消费者因对健康安全产品的诉求而裹入这场运动，同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驱动，而受过教育的新农人也抓住此契机，参与推动了中国CSA运动的发展。相比传统上擅长生产的小农，新农人比较易于将新理念与生产结合，在传播工具的应用、产品故事的传播、引导消费者的价值理念等方面都更有优势。在话语空间方面，是新农人与中间机构（如民间组织、农夫市集、研究机构等平台）在前端引领着生态农业运动。我个人认为，无论社会各界，抑或政策制度层面，对农业的关注度远远大于构成“三农”问题中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这就导致大家在整个运动层面更关注健康农产品本身，而乡村整体环境的可持续与作为承载社区可持续的农民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况且作为小农户很难利用并透过新媒体知晓整个领域发生的变化，就比如PGS被提出来，本身又是英文概念的缩写，在农村社区层面，是很难单单通过提出概念来带动农民参与到整个运动中的。而且农民在社区发展层面的主体意识也尚在培育之中，只有局部地区的生态小农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但仍然很难去参与和形成话语。
PGS运动，为谁参与？谁的参与？
10年与20年，对社区层面农户的培育工作时间不同，在PGS参与各方中农户相对外部人的主体意识也就有很大差别了。我们在泰国的梅塔社区访谈不同的农户，他们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对生态理念有很深刻的认识。首先，农户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为了身体健康首先自己要食用健康的蔬菜粮食。其次，在采用生态耕作的背后，有着对社区森林、土地、水、种子等作为生态环境体系组成的各部分的友善关爱和合理使用，有着延续本地智慧和社区文化的哲学思考。因为曾经的森林退化、水资源减少和土地的破坏性使用与单一化种植不无关系。他们爱护森林，才能有源源不断的灌溉饮用水资源、建房树木以及森林中各种资源的食用和非食用使用。在与消费者的关系上，他们说“市集上都是长期的朋友”，他们只需要合理的价格回报；而对于新开办的市集，一些农户很主动参与赶集，而不会仅仅考虑销售额度而只参与消费者稳定、地段好的市集，他们这样说：“如果新开始的市集都不去支持，那永远都缺少顾客”；他们有序地参与市集的活动及管理；他们掌握自身的生活节奏，享受整个过程，而不为更多的销售额忧愁。
也正因农户在原本从事生态农业多年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理念，在我们问及市集上的农户PGS为何以及何时被采纳时，农户这样回答：“PGS工具的引入，是因为在市集上或者销售过程中，消费者常常问到产品如何认证和保证的问题。也是这几年才开始被使用。”清迈地区PGS网络召集小组的农户提到自己从事生态农业的时间，短则5、6年，长则20多年。这说明农户在使用PGS工具之前，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深刻的思考。因此PGS被引入使用时，农户的参与非常活跃，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市集PGS召集小组的主要成员是小农户和生产者，他们有着丰富的技术可以为其他农户提供指导，有强烈的意愿去支持其他地区的农户，也具备一定的能力去发起组织探访活动，消费者作为PGS参与一方也可根据自身时间选择参与探访活动。作为克伦族原住民聚居地的龙岛村，有着30多年的社区自主发展意识、资源主权观念、社区可持续的本土智慧和独特的克伦族文化。在与外部合作时，他们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村民主导。克伦族的PGS工作开展源于生态农业小组在与柠檬农场（Lemon Farm）公司的合作过程中被要求使用PGS，用柠檬农场的说法是：面向消费者的产品销售过程中需要采纳PGS认证体系。在我们的实习期间，我们看到生态农业小组的成员晚上一起讨论填写一份近10页的PGS文档，文档中包含农户、土地、品种等多方面信息，甚至要求农户画出生态耕作土地的具体位置图，这对农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说，因自己在家无法单独搞定这份文件，必须坐在一起商讨如何填写。生态农业小组的返乡青年Kwiv进一步解释说：事实上，在克伦族的文化中，信用不是靠纸质契约来保证的，他们社区内有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监督方式和社会契约文化，这种必须填写纸质文档的做法让他们多少有些不舒服。这点与中国的农村有相似性，任何外部主体对农民的监督都是高成本的，只有靠农民自律和社区内部互相的约束最可行。但当面对外部约束体系的进入时，他们看待PGS的态度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社区领袖认为他们要反转借用PGS，让工具为自身所用。在PGS运行体系过程中，克伦族的生态农业小组作为生产一方，非常有自主意识地透过PGS引导消费者认识他们的产品，比如咖啡的种植和加工过程，以及克伦族的原住民文化。
社区自治降低PGS执行成本
PGS被采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小规模生产者往往很难支付有关部门的有机认证费用。因此，PGS也应是一项低成本的运作体系。但因消费者和生产者距离相对较远，除了生产者的高度自觉，在农村社区层面，农户往往更认同社区内部熟人社会的制约，而社区内部的骨干也能利用本土知识指导社区农户遇到的相关技术问题。梅塔村有近10名社区骨干人员接受过相关PGS机构的多年培训，不仅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而且有在地社区与农民工作的非正规管理方法。其实相关机构的PGS准则往往十几条，但社区会在这十几条的基础上发展社区内部的准则。因每个社区不同，每组的自然环境不同，作物品种不同，准则自然不同。而且监督者不仅仅是不定期监督农户，最重要的是在工作过程中如何随时随地给遇到技术难题、与消费者有沟通问题的农户提供支持。他们也更强调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非一朝一夕，要不断引导和支持农户转化理念，尤其是刚刚转化为生态种植的农户。
而清迈有机农夫市集上的PGS召集小组也分享他们在组织跨社区的网络活动中怎样降低PGS成本：“我们自带食物，大家共同分担车用汽油。”他们表达了对参与PGS探访活动极大的主动性和热情。
而对于中国的PGS经验，由于地域广阔、农户生产的产品种类多样、地域文化多元、发展阶段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无法发展一套高成本的PGS执行体系，如果任何PGS的实践和操作在朝高成本方向发展，就需要警惕违背了其低成本的基本内涵。在更广范围内推动的应该是一种基于对工具背后理念认可的共识，同时发展基于地方的低成本运作的区域性网络，而农村社区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自组织形成的监督是PGS过程中降低成本的最重要的基础和环节。
最后，跳出来看，我其实更想表达的是，相比工具本身，相比研究，更持久的工作是参与相关方的理念和意识的培育，尤其是小农户的支持和陪伴工作，他们所需要的技术、他们与外部平等的对话能力以及对自身所从事的生态农耕的深层次的价值思考，都需要相关团体坚持不懈地投入。在工作层面，需要各个机构的协力以及对小农户立场价值的认同。我们更看到，农户、生产者，生态农业首先的驱动不是经济价值，梅塔村最贫困的农户通过生态耕作逐步摆脱债务，当被问及当下对幸福的理解时，夫妻不约而同地说：相比金钱，有健康食物和闲暇时间是第一幸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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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作者从2001年开始投入乡村建设活动，目前在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担任农村发展部督导。
2. 前身为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自2001年开始组织大学生支农活动，于2004年在北京正式注册为民间组织。梁漱溟乡建中心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核心目标，以推动农民合作和城乡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致力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文化研究、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的新乡村建设和推进工作、大学生行动教育与新文化研究及其推广工作。
3. 2006年4月，来自山东、山西、吉林、河南和湖北的七家农民合作社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在温铁军教授的倡导、指导下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办公室设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