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潘永榮[1]、李麗[2]
文 ▏ 李麗
插畫 ▏ 全海燕
對話緣起
深度生態學,最初由挪威哲學家阿恩·奈斯[3]在其《淺與深,長遠生態運動:綜述》一文中提出。核心思想是:人類只是地球生態系統中平凡的一員,既不能與其他物種脫離,也不在任何意義上高於其他物種。之後的數十年間,世界各地的追隨者不斷實踐這種生命哲學,將其發展為一個社會運動,倡導人與自然的深度聯結,深度思考人生的價值與抱負以達成個體與集體的覺醒,透過各方面的行動以實現深遠而根本的改變,從而彰顯出“生態本我”。
2014年我曾去泰國參加“生態家園—可持續生活教育課程”(Ecovillage Design Education,簡稱EDE)[4]的“協作者培訓課程 (TOT)[5],學習內容包括深度生態學的主要原則、方法和行動,每天早上背誦和講解《道德經》,並在導師的帶領下禪修,嘗試體會和修復自我與萬物本有的聯系。此間,我想起了佛法所弘揚的“眾生平等”,想起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說的“天人合一”,也想起侗族人在歌裡唱的“江山是主人是客”。深度生態學於我,其實並不陌生。
與潘永榮老師聊天,他認為,近代以來,西方主流長期以人類為中心,深度生態學是對這種人類中心的反思。而在東方哲學以及各民族的生態觀裡面,並不是以人類為中心的。
“我是侗族人,小時候生長在農村,隨時可以下河游泳、上山砍柴、采集野果,對自然是比較了解的。大人還會給你講故事,唱侗歌,教你如何做人,也教你如何對待自然,比如那首侗歌‘江山是主人是客’,在我們侗族地區是家喻戶曉的。人只是過客,肯定要尊重主人,不能反客為主。”
潘老師所言激發了我極大的興趣。在貴州農村,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從事發展工作10余年,對於這些民族世代積累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智慧,我頗有體會且深深著迷。同時,也看到近些年,各種內外部的衝擊,使得這些智慧面臨急劇流失的危機。貴州鄉土文化社[6]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於啟發村寨去重新認識自己的智慧與價值,運用於當下和未來的生活。
作為貴州少數民族文化頗有成就的研究者,促進鄉村實現自我覺醒和轉化的行動者和協作者,潘老師不僅有很多好聽的故事,更積累了豐富的案例和經驗。我像個淘寶的孩子,渴望從潘老師的口袋裡,掏出更多貴州少數民族的生態智慧,以及,面對急劇的變遷,外部力量啟發社區的自覺與行動時,應該具備的態度、視角和方法。
老虎和人類的契約
李: | 您小時候聽過很多浸透著侗族生態智慧的故事,可以講幾個給我們聽聽嗎? |
潘: |
侗族這樣的故事太多了。給我印像最深、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故事裡所傳達的:我們人跟萬事萬物,都是平等的。侗族的傳說裡面,茶呀,花呀,樹子呀都是會說話的,後來跟人類鬧翻了,才跑到山上去的。有一次,我帶流芳的婦女出去交流,聽她們聊起在村寨,哪些樹能砍、哪些不能砍,都是有講究的。比如流芳這一帶侗族就不砍香樟樹來當柴燒,因為香樟樹燒起來會有股臭味,而這些臭味會隨著煙飄到天上,熏倒天上的人(侗族認為天上、地上、地下都有人居住),人類會受到懲罰。 我們還有的故事教人愛護動物。比如,要愛護燕子,故事是這樣說的:燕子為我們人類找來了杉木種子,人類才有木材來建房,我們建好房子也要給燕子住,這是人類和燕子的契約。 侗族故事裡面,人類和老虎也是有契約的:傳說中有兩兄弟,當哥哥的在下雪天回家,路上遇到一只凍僵的小老虎,很高興,認為有肉可吃,就把小老虎扛到弟弟家,一進門就說:“我們有肉吃了。”弟弟說,“先不要殺它,我已經准備好酒菜了。”就這樣他們吃飯喝酒,把小老虎丟在火塘邊。半夜,小老虎醒來,就逃跑了,回到虎媽媽身邊,告訴媽媽:“有個人救了我,抱我在火塘邊烤火。”媽媽就記住了。第二天,哥哥喝足了酒,倒在回家的路上,也凍僵了。等他醒來,發現身邊有溝,融化的雪水順著溝流淌。原來,是虎媽媽報答他,在他的身上遮擋了一夜的風雪,還用爪子在他身體兩邊挖溝,不讓雪水浸到他。從此以後,人類和老虎結為兄弟,商量好:人不打老虎,老虎不傷人。 這個故事不僅是傳說。現實生活中,占裡一帶的侗寨埋有一塊無字碑。老人們說,那塊碑就是人類與老虎契約的見證。人和老虎,誰傷害了另一方,就要把碑吃掉。老人們還說,以前,老虎到寨上來只偷豬不傷人。上世紀50年代打虎運動,把老虎逼急了才傷人。打虎運動厲害的時候,也是老虎傷人最厲害的時候。另外,其實老虎並不生長在大森林裡,而是生活在草坡上。在侗族地區,草坡被稱為養牛山,此外還有柴山、經濟林、用材林,分得很清楚的,可是後來政府要求什麼山都拿來植樹造林,不長樹子的草山也要搞成林地。生態打亂了,老虎沒吃的了。 |
山上沒有樹,萬物要哭訴
李: | 侗族的生態智慧很深厚,故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
潘: |
說不完。侗族是水稻民族,對土地也非常尊重。土地給我們提供了很多食物,我們理當注重保養,不能過度索取。侗族人重視養殖,但養殖是為了給土地提供肥料。所以在侗族地區,哪家賣糞肥是要被人笑話的。侗族也有打獵的,但只作為一種娛樂而不是生計,因為侗家人提倡靠自己的勞動,如果完全靠自然,也會被人瞧不起。 侗族以農為主,以林為輔。很早就開始林業的經營,從清代以來,已大面積種植人工林。侗族有條諺語說:山上沒有樹,萬物要哭訴。足見侗族對森林的渴望與理解。 黎平有個寨子叫平甫,村邊生長著很多古樹,國家林業局還在那裡掛了一個牌子。有一年,村干部想把古樹賣掉,整個寨子的老人家都不同意,抱著古樹不放,民工不敢砍。像平甫一樣,過去流芳也是一個古樹環抱的村寨,不同的是上世紀80年代,由於流芳村要建學校、接通自來水和閉路電視,需要大家集資,那個年代大家都拿不出錢,只好決定砍伐後山中的古樹去賣。當時的村干部說,我們世世代代保古樹,現在大家決定砍,我當村干部的要遺臭萬年,大家執意要砍得留個證據,立塊碑。所以現在流芳有塊碑,說明古樹是大家同意砍的,不是他個人的意願。現回想起這事,流芳村民都後悔莫及! 侗族認為有古樹的村才平安、富足。我姐夫以前常去放木排,都柳江沿岸的每個侗寨幾乎都停靠過。他發現哪個村古樹多、古木大,哪個村就富裕。所以他非常相信侗族老人常說的“老人管寨,古樹護村”這句警世名言。 過去不僅有很多故事,教小孩如何敬古樹,也有很多祭樹的儀式,讓人們參與其中,並形成很多良好的行為與禁忌。比如,古樹是不能私人砍去用的,只有集體需要或自然倒掉的,才可以用。對自然倒下的古樹年輕人也不能直接去砍,要先由老人像征性地砍一下,才交給年輕人處理。侗族的傳說中,古樹是會成精的,會變成英俊的羅漢(小伙子),或者漂亮姑娘。 |
李: | 聽上去,侗族村寨的自然教育豐富而又深刻,通過生活、農作、儀式、故事,還有像砍樹之類的事情中老人們的應對方式,讓孩子和年輕人習得對自然的感知、認知和感情,甚至是信仰,它和現在學科化的學習是不一樣的。 |
潘: | 我們小時候沒有動畫片看。聽很多兒歌、故事,有很多哲理,教我們如何為人,如何識別動植物,簡短明了,有趣味,有審美,不知不覺就了解這個民族。但現在的村寨裡面,也過得跟城市差不多啦,父母都打工去了,爺爺奶奶只顧得上生計問題,娃兒不能自由地下河去游泳,也不能上山采果子,最好是關在家裡面看電視,所以他們只曉得《熊出沒》動畫片中的光頭強。 |
魚和鴨子,比糧食和錢還重要
李: | 以人為中心的觀念,對原有的生態智慧不斷地衝擊、侵蝕。您這些年一直致力於推動村寨在可持續生活方向的轉化,有些什麼樣的觀察和體會?是如何推動的呢? |
潘: | 侗族地區人與自然的聯結和情感比較深厚,轉化行動相對其他民族地區而言,比較容易激發。我們在流芳這幾年,村民都說,搞生態農業多好啊,田裡蝦子多,泥鰍多,魚多。 |
李: | 是否在這些生態智慧積澱較深的村寨,自我修復的能力和內生動力也更強? |
潘: |
也要看外部是從什麼角度去干預。最早在流芳推動生態農業,是從生計開始的,也以技術為切入點,跟農業局合作。但是後來走不下去了。有一位農業技術專家,也是侗族,跟我說,村民觀念落後,不聽話,喊他們搞密植栽培[7],密植才能增收嘛,他們偏偏栽得寬寬的。我接手後,去問那些婦女、老人,為什麼我們要保持水稻種得稀?他們說,種得稀是想要在田裡養鴨子,密植後可能水稻收得多點,但是沒有鴨子,也沒有魚了。 所以說,其實不是村民觀念落後,而是有些外來的干預者,不管是扶貧的還是搞環保的,看不到農民的需求。除了生活改善的需求,他們還有民俗的需求,文化的需求。對侗族人來說,魚和鴨子太重要了,有時候比糧食和錢還重要。比如說鴨子,侗族結婚必須要有。男方去接親,要送公鴨子,女方陪嫁要送母鴨子。有一次我跟著去幫朋友接親,新郎忘記帶鴨子,被親戚罵了,女方也不讓接人,現去買來鴨子才把新娘接回家。侗族談村史,都說是鴨子去哪裡抱窩,人們才發現哪裡水土豐美,於是遷居。侗寨的各種重要事務,各種儀式,都要用鴨子。我小時候,和弟弟每天爭著起早,搶去鴨圈撿蛋。父母養鴨子很有利於親情的培養,母親養的鴨每天產幾個蛋給娃娃,娃娃會覺得媽媽很了不起。 魚在侗族生活中也很重要,侗族人的生老病死都離不開魚。老人過世,孝子不能吃肉,只能吃魚。所以家中一旦有上年紀的老人,家裡必須要備幾桶腌魚等著。小時候,家裡的田開水捉魚時,我們兄弟姐妹像過節一樣高興。當把魚挑回家後,父母就忙拿稻草把魚穿起來,每串一到三、五條不等,吩咐我們兄弟拿去送人,挨家挨戶地送,與大家共分享。當別人誇說我們家的魚好大,或者就是一個欣賞的眼神,一聲“謝謝”,都覺得很榮耀。當然別人開田捉魚,同樣也會贈送我們。 |
侗鄉尋種
李: | 對於侗族人而言,沒有簡單把鴨子和魚當成食物來看,僅滿足熱量和營養的需求,而是包含多元的需求,有親情和愛情的表達,是禮物的傳遞,也承載著習俗和信仰。深度生態學裡面也在講人與萬物不可脫離的聯系,是整體中的一分子,提倡人與自然要有深度聯結,承擔深度責任,采取深度行動。正是要像您這樣去深度發掘和理解村寨的需求和文化,然後采取一些符合當地願望和條件的行動。是這樣嗎? |
潘: |
是的。還是舉流芳的例子。以前做干預工作的人,給村民發鴨子,還請獸醫做防病培訓。我就問村民,過去我們的鴨生病了怎麼做?他們說,過去我們的鴨不愛生病。我才知道,是品種的問題。村民還說,現在養的這些鴨子都是從湖南引進的,長途運輸過來,存活率最多40%,又帶病,還很懶,不願意鑽稻田吃蟲子。為此,我們便有了第一次“侗鄉尋種”的活動,帶村民去黃崗等侗寨去尋找傳統品種的鴨種來養。通過實踐,鴨子的存活率和產蛋率都很高。 找到傳統的鴨品種後,村民又發現,現在的水稻品種成熟快、稻杆矮,能把鴨子放在稻田裡的時間太短,所以想找回以前的高杆糯稻。於是我們又有了第二次“侗鄉尋種”活動,帶村民到水口、龍額、小黃、岊扒等一些還保存老品種糯稻的村寨去找。由於傳統糯稻杆高,生長期比較長,非常適合魚、鴨的放養,因此,糯稻的種植在流芳很快得到恢復。 尋了稻種,我們還去尋了魚種。過去侗族地區每家都養母魚,每年育魚苗時,通常選三年以上的母魚,和一年左右的公魚來配種,如此才能培育出優良的魚苗。可當時流芳的田魚是未經選配地亂交,產出的魚個小、肚大,又長不肥。村民說,以前我們的魚很大的,現在是怎麼回事?發現還是品種問題,我們就帶村民去錦屏的婆洞一帶尋找魚種,當這些魚苗放入田後,他們就發現真的不一樣了,經選配的魚苗比自然交配的魚苗個頭大得多。 我們談減貧,做環保或者文化傳承,好多做頂層設計或者具體執行的人,只從一個點去看當地人的生活,只聚焦於自己感興趣的部分。或者簡單化理解一件事,以為產量提高了,目標就達成了。有點以偏概全。結果花了錢,群眾也不買賬,沒有認同感和擁有感,項目一撤什麼都沒有留下。 如果能夠從文化當中共同來挖掘,看到社區真正的需求,群眾也容易接受,才能持續走下去。 |
李: | 這個案例太精彩了。流芳簡直是個“尋找回來的世界”。那麼,在生態智慧丟失更多的地方,怎麼樣去做深度聯結和行動呢? |
潘: |
我舉個麻山的例子。麻山地區是苗族,也曾經積累了很豐厚的生態智慧。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現在的麻山地區非常貧困,生態惡化。在生計壓力很大的情況下,當地人凡事會更多考慮如何增產增收的問題。 我們也嘗試在麻山推動傳統品種的恢復種植,但是項目人員只是一味去跟村民宣傳,種老品種有這樣那樣的好處,要村民種,推了兩三年,效果不好。後來我聽說當地有位執著地種傳統農作物的老人家,就上門去跟他聊,為什麼大家都不種了,你還要一直種?老人家說,我要包種子去陰間啊!原來,在麻山,老人去世時要包五種糧食的種子送葬,是哪五種呢?小米、紅稗、高粱、蕎子和水稻。可是讓我迷惑不解的是,麻山遍山遍嶺種的都是玉米,為何沒包送玉米種?不見水稻種植,為何包送水稻種?後來楊庭碩老師[8]解釋說,玉米在麻山,是幾十年前才進入的外來物種。而小米、紅稗等才是傳統品種。包括種植較晚的水稻,雖然也作為送葬種子之一,但在當地苗族的傳說中它是唯一不會說話的品種,地位明顯不同。 隨後我又問老人,那你也不用種啊,直接去街上買不行嗎?老人說,不行,因為要的是穗。老人過世和祭祖都要用。這個發現給項目帶來轉機,我們就去跟大家聊這個發現,跟更多苗族人分享他們的傳統,結果有一部分人恢復起來了。 你看,文化的力量就是這麼大!重點是你有沒有去傾聽,去深度地了解,有沒有觸到那些真實的、深層次的因素和需求。 |
後記
今年秋天,我開始在自家的小院子裡播種蔬菜。除草、翻土、堆肥、澆水,看一粒粒種子,在土地裡發出新芽,又漸漸展開嫩綠的葉子。
還養了一箱蜜蜂。有一天,5歲兒子問我:
“媽媽,花粉是蜜蜂的食物嗎?”
“不是。蜜蜂的食物是它們用花粉釀的蜜。”
“哦,小蜜蜂在跟我們分享它的食物嗎?”
“嗯。我們照顧它們,它們也照顧我們。”
“那小蜜蜂跟我們就是好朋友嘍?”
“對呀。”
作為農村發展工作者,我常常跟村寨的朋友們聊生態、生計和文化的關聯與價值,卻很少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實踐。換句話說,我在理性的層面認同這些價值,但這種認同局限在工作領域,在個人的生命實踐中卻沒有能夠“活出來”。
直到做了媽媽,想給孩子提供健康的食物,更想和他一起感知和探索自然與世界,我在個人層面的行動和轉變才真正地發生。也由此,打開了更豐富的角度去理解鄉村生活的邏輯和智慧。
正如潘老師在對談中所說,侗寨的教育是在具體的生活場景中發生的。沒有刻板的說教和生硬的知識灌輸,有的是好聽的歌謠和故事,是上山下河的游戲與日常,是在稻魚鴨共生、林農互濟中的生計實踐,是社區面對各種事件時的應對方式。日復一日,這些真實的情景、直接的體驗卻讓最深刻的東西在人們心裡扎根。
潘老師侗鄉尋種的案例和在麻山苗族社區的實踐,也讓我更加深入地思考,鄉村發展協作者的使命與角色是什麼?
非暴力溝通中有一句話:在尋找策略之前,先建立聯結。
而發展工作者往往帶著具體的目標和任務進入社區,並且執著於去完成既定的目標,比如恢復某個文化事項或者某個物種,卻不曾或難以與這個社區的人和自然建立聯結。
而潘老師的做法,是真正去傾聽和理解這個文化事項或物種的後面,潛藏著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次聯結,真正去傾聽和理解當地人的真實需求,並嘗試按照他們的邏輯和方法去尋找回應之路。
此刻,深感作為鄉村發展的協作者,以及一位媽媽,在自己的生命中去實踐、探索和呈現我所認同的價值觀,是最重要的自我修養。所幸,我已出發。
- 對話嘉賓是貴州省民族研究所語言研究室科研人員,曾任社區伙伴貴州辦公室生態農業項目顧問,長期從事侗族語言、文化及生態研究。
- 作者是貴州鄉土文化社創始人,主任,資深農村發展工作者,致力於協助貴州農村尤其是少數民族社區立足於本地價值觀、知識與資源,探索融合生態、生計和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 詳見《野狼與山都不會同意》一文。
- “生態家園——可持續生活教育課程”是由一批曾在世界不同地區嘗試身體力行建立生態社區的先驅者,集聚一起總結經驗與實踐心得而彙總成的課程,為世界各地的個人和組織提供培訓,包括具體知識與設計技能,以設計一個高效利用能源和材料、公平分配財富、消除垃圾概念的社會,讓學員回到自己的國家和工作崗位實踐所學,成為變革的推動者和可持續設計師,積極推動社區、機構和鄰裡朝向更可持續的生產與消費模式轉變,並引領更健康、快樂、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關於課程的更多內容,詳見http://www.gaiaeducation.org/index.php/en/face-to-face-programmes。
- Training of Trainers,即協作者培訓,由泰國Ecovillage Transition Asia主辦,已有20年歷史。
- 貴州鄉土文化社是致力於協助少數民族社區實現基於文化自覺的可持續發展的民間機構,成立於2008年。
- 密植栽培:通過利用矮化砧、矮化品種、特殊修剪和化學處理抑制生長等措施,降低樹高和控制樹冠,充分利用空間和地力,增加果園單位面積株數的果樹栽培技術方法。
- 楊庭碩(1947-),貴州貴陽人,吉首大學終身教授,歷史與文化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碩士生導師,生態民族學、經濟民族學、歷史民族學研究方向領銜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