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验和错误中求索幸福

——  另类经济成就的生计活路和劳动尊严

文  ▏ 谭秀贞^[1]
插画  ▏ 全海燕

一个美丽新世界，其中诞生小世界

　　我是香港的六零後中年，儿童和青少年成长期在1970和1980年代。那是殖民地香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迅速起飞丶工业兴旺丶众多赤贫市民借机脱贫的年代，包括我的赤贫家庭。那时候，大家似乎看到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每天都有丰富而新颖的物质供我们追求──林林总总的家电丶新款时装和打扮丶从外国引入的时髦生活品店（超市丶快餐店）……一时间，这个传统渔村和贫穷小城，慢慢变得灿烂和热闹。

　　那时候，大家开始享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创的一个“进步”社会所带来的甜头。人人都积极求进步，许多传统观念遭摒弃。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谈到外国越来越“先进”的生活方式，例如外国人出门旅行，带着的内衣裤是纸造的，用完即弃很方便，我当时就疑惑：“那不是很浪费吗？”老师说我这种思维会令世界停滞不前。无奈，我只好接受教导。

　　那时所有的赤贫家庭都尽力让子女念书，务求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不要像父母辈当劳动阶层，赚辛苦钱，而是能跻身白领，薪高受敬。无论是经济制度或生活价值，金钱成为普遍量度人们成就的指标。高中时候要选入文科班或理科班，理科被看高一线，因为前途好。我选了文科，因为喜欢中国文学和地理，照例属於次等。我选科和憧憬未来职业，本能地按自己的兴趣思量，同辈就提醒我：“什麽也要自己喜欢才去做，注定乞食。”当时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被视为未来的“乞食一族”；大学生流行潮语“四仔主义”（屋仔丶车仔丶老婆仔丶细路仔）^[2]，是他们求学和做人的终极关怀。

　　我从没想过这种生活和价值是怎样打造出来的。上了大专，修读了一科“商业研究”，洋人老师阐释一个企业的最大使命，是要把“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再没别的考虑，因为终极目标在於创造财富。然後，企业生存致胜术就是要在市场占最大份额，如何做到？击败市场对手，如何做到？价格策略与创新产品……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生活方式丶目标和价值观，都是被一种经济制度设计出来的。这一种制度的基本哲学是：金钱管治一切。人的其他幸福诉求，如健康丶快乐丶兴趣丶自我实现丶个人与家庭生活丶清洁无污染的大自然环境……都在其视线之外。

　　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哲学和套路，就是香港的主流体制，这个套路更随着自由经济的全球化扩张而日渐巩固。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单以本地生产总值来评估社会的进步程度和人民福祉，而是加入诸如健康指数丶环境指数丶幸福指数等内容，但香港现仍维持单一独大的经济价值。

　　单一价值独大的後果，就是将其他价值都挤到墙角，其他生活福祉都要略去。主流经济造成的严重贫富悬殊丶作为生存必需品的住房价格和租金狂颷丶受薪阶层实质薪金长年向下……人无可避免为了生存而成为经济动物，而健康丶家庭生活丶余闲等的幸福人生要素通通变得奢侈，更不再有余力关心社会丶环境和他人。垃圾堆填区爆满丶空气污染日益恶化……都在僵局中。

　　然而，我却在采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赫然发现另一个世界，正在香港悄然而生。这世界小而不亮眼，人在其中不依附主流，既没有主流的珠光宝气，也没有主流的凄酸无奈。他们却又绝非自外於人群，绝非躲在暗角内感慨偷生。反之，他们昂首挺胸，既有生计活路，又过着有尊严和惬意的生活；同时，又在身体力行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玻璃再生璀璨”的“高尚职业”

　　阿邦是香港一个民间团体营办的环保项目“玻璃再生璀璨”的半职玻璃回收员，一星期上班四天，每天三小时，到酒吧外的垃圾堆中捡拾玻璃酒瓶，以供香港一所砖厂循环再造玻璃砖，用来铺路。阿邦不用工作的时间，会做点自己喜爱的事：上网丶看书丶爬山丶到博物馆看展览丶去外地旅游……这样的生活已经维持了三年。他现在是组长，协助分配人手丶向新工友讲解工作程序丶开工前向同事分派工具。

　　阿邦28岁，大学毕业，念社会学。一个知识分子加入被视为厌恶性的垃圾回收业，是同辈中的异类。捡拾玻璃酒瓶先要到每间酒吧位於後巷的垃圾堆中，把一个个黑色垃圾袋打开，忍受着臭味和肮脏，把瓶子一个个捡出来。有时候打开垃圾袋，会冒出一堆蟑螂。现时，在香港普遍的垃圾分类中，并没有玻璃。

　　阿邦说，如果“开足工”^[3]，月入约7,000港元，这还不到香港入息中位数（15,500港元^[4]）的一半，这即是低於贫穷线^[5]，属穷人一族！最近，阿邦多了海外旅游，更自行减少工时，收入再低至3,000至4,000港元，却仍能应付生活，因为与父母同住，家庭经济稳妥，不须养家，而且过着与香港主流人群不同的物质生活：

“我不买名牌，不‘碌咭’^[6]，不是消费狂。物品的生产要用很多大自然原材料。我不多买衣服，制衣过程会污染水源。一个月3,000至4,000港元够我用，我每天在家吃饭，只是偶尔约朋友出外吃饭。”

　　一个大学毕业生算是社会精英，为何选择捡拾玻璃为业，让收入低於贫穷线？阿邦过去也曾从事全职的非牟利团体工作，每日上班逾10小时，还要带工作回家做，没时间看报纸。他解释现时的选择：“我希望时间能由我控制，不想被一份工作控制……那时候（做全职工作时），我跟世界脱节，不知世界在发生什麽事。”

　　阿邦入行纯属机缘巧合，并不源於高大神圣的淑世理想。他需要一份工作，上网看到这职位就申请了，於是一直做到现在。“选这份工作，因为感到社会应该有这回事（回收玻璃），盼能尽一份力……对这工作没有强烈的好恶，当然也不会很渴望每天大清早起来（捡拾玻璃时间在清晨约七至十时）。只觉得工作有意义，免令玻璃丢去堆填区。”

　　工作带给阿邦两个好处：因劳动而多了运动，减去几十磅；同时，避免浪费的环保意识也因此而得到提高。

　　阿邦父母虽不赞赏他的工作，却也并不反对，亲子感情不受影响。朋辈亦没有歧视，当他们问到为何选择这工作时，阿邦会回答说：“我生活花费少一点便可应付…… ”他另提到，“愿意和我做朋友的，就尊重我的职业。我有问题是自己解决的，没有要求朋友同学帮忙。事实上，我也没有什麽问题。”

　　虽说工作无分贵贱，现实社会却常把工作与人的地位相扣连，将人简单分类，令很多人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阿邦一点也不介意别人的眼光，反而感受到极大的工作尊严：“我的工作相对於那些从事非常浪费资源的人的工作，高尚得多了。”
才28岁的他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还要迎接人生的各个阶段，届时能否回避主流生活的催迫与无情？想像将来结婚成家丶养儿育女，阿邦也坦承，不排除要无奈返回主流社会去“捱骡仔”^[7]。

　　阿邦的两位同事丶半工读二十出头的玻璃回收员达钧（在大学念公共行政）和浩天（在专业学院修读运动教练学）情况大致相似──既为生计课余赚外快，也为环保理想加入行业；不感工作低下，不介怀工作肮脏繁重；父母朋辈没异议。浩天更获同学尊敬：“他们尊重我这份工作，佩服我能一早起来上班，欣赏我持续下去的毅力。开工时，每装满一桶玻璃酒瓶，就很有满足感。”

　　属於大学时期追慕“四仔主义”的那代人，我没想过香港今日会有这样的年青人。他们若被放在“四仔主义”年代，或今日仍经济价值独大的香港主流社会内被品评，应该属於颓败的“废青”一族。但我却从心底羡慕他们──没有高调济世的大理想，只为一个平凡而实际的出发点生活，用自己的劳力诚实赚取生计，因此而满足丶身心健康丶自由丶享尊严，为工作的美好意义乐在其中丶不卑不亢……

　　当然我也不至於幼稚，这样的生活来自一种非主流的另类经济模式，它能否持续和茁壮成荫是个大考题。“玻璃再生璀璨”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环境及自然保护基金”资助运作，可以不太受自由市场冲击，只需做到收支平衡，不需有盈利，员工时薪更几乎双倍於法定最低工资。但这盘事业可运作多久不能确定，政府政策和主流市场状况会是影响的因素之一。

“绿慧公社”与妇女自主

　　香港另一个非主流经济模式机构是妇女环保合作社“绿慧公社”，生产和销售环保肥皂和清洁剂──收集食用废油循环再造丶不添加化学剂。生意一直勉强收支平衡，在业界内有口碑，甚至吸引外间企业前来探路合作，但开出的条件却违背环保原则，例如要求肥皂有香味和颜色，这就须多加添加剂；或要求不用废油而用优质油，以及要包装精美等，该社不愿为迎合市场而损害环境，因此回拒了合作的要求。

　　营运了八年後，绿慧公社於2016年11月暂时关闭厂房，但却非倒闭，机构仍继续运作，停产後仍持续工作坊等教育活动。理事长陆少琼强调，现在是暂时休息，沉淀一下经验，再摸索前路，例如看是否找到年轻妇女接班。

　　暂停原因主要是以年长妇女为主的社员，因健康欠佳及承担家庭责任（如照顾长者或孙儿等），感到劳累而需休息；加上近年生意不好，又逢加租；再就是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增多，公社的生计也在竞争中受到冲击。

　　绿慧公社是一个由义工组织转型而成的合作社，转型前亦由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自然保护基金”资助运作。由於前身机构已有生产所需的物资，转为合作社後，每个社员入股少量股金便可做“老板”。营运决策由社员民主参与，不像商业机构由上而下；雇员管理弹性和人性化，妇女员工有弹性工作时间，既可照顾家庭，又可有自己的事业，例如因家庭突发事故需请假，不需扣工资，又按照社员的个别能力分配工作。营商方面，仍遵循自由市场的供求定律。

　　60岁的少月堪称与绿慧公社共同进退，在其前身时期已经任职，至去年11月停产共工作了十一年。她负责制作和包装肥皂，偶尔协助工作坊教授肥皂制作。

　　为何留在这合作社，而不是外间的商业机构工作？少月答得简单直接：“因（自己）不够醒目，不够快手，能力不足。在外面的企业，要好快手，又紧张。”说话不太灵光的少月有点驼背，双腿走路亦不灵便。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少月由小学升中学，当年香港未有普及教育，许多贫童因成绩欠佳不能升中学，小学毕业就到工厂打工，少月就是这群人之一。

　　现时这份工作是少月养活自己的唯一收入来源，她坦言子女只能顾及他们自己，未能照顾她，但收入只是刚刚好，生活要尽量省钱，例如不会参加很多大型活动，不买漂亮衣服。问到这份工作的好处，她也能指出一些：工时不多（一星期上班五天，每天六小时）；工作不需快手，不紧张；有工业安全保障（制作肥皂要使用碱性较高的氢氧化钠等腐蚀性化学剂，公社规定须有两名工友在场才可生产，以互相照应）。

　　少月说自己“麻麻地”^[8]喜欢这工作。但她同时指出，工作不像外面那麽大压力，有时可以迟一点上班，家有要事亦可通融。有一次，她的儿子不慎摔了一跤，她因照顾儿子请假几天，亦没有被扣工资。

　　理事长陆少琼承认这种人性管理非常靠赖员工之间的互信和体谅。公社要求员工只要办妥手上工作，工时是可以弹性的。这样，妇女员工能体现自由自主，工作不致完全妨碍她们履行家庭责任。像少月这样未能适应主流经济运作丶又非没有工作能力和技术的人，在这另类经济模式里找到了生计丶自主和自由。

　　谈到这份工作带给她的其他收获，少月说是有机会到大学的讲座上分享制作环保肥皂的方法。公社时常举办这样的工作坊，又到学校和不同团体中举行讲座，宣扬环保理念。

　　“我自己虽然不是大学生（只有小学程度），却可以去大学讲座上与人分享，令我大胆了很多。我以前把自己收藏起来，不说话的。”

　　另一位年届七十的社员婉玲已经退休，子女已自立成人，没家庭经济负担，她就单纯为了献力环保而效力公社多年。在短短半个钟的电话访问中，她热情对答，笑声爽朗。

　　“这工作很有意思，我们向人宣传不要把废油倒掉，留下来制肥皂和清洁剂，人们便知道原来废油是有用的。我们公开销售产品後，顾客试用过十分喜欢，就知道我们不是在做些无谓的事。

　　（做了这份工作以後）我平日都身体力行实践环保，例如玻璃瓶消毒後再用，塑料瓶也会重复使用，洗过菜的水用来浇花丶冲厕所。我家20盆花都是用洗菜水浇灌的。

　　我很感谢‘绿慧公社’，来了之後人变得开朗，练就一身好武功（摆放肥皂和清洁剂存货需要很好的体力）。以前一直在家照顾爸妈丶弟妹，（结婚後）只能在家带孩子，照顾姑翁，然後又照顾孙儿……现在（在公社工作之後）终於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增长很多知识，眼界拓宽了，好开心！”

　　婉玲的欣喜注满肺腑，少月不能适应主流经济却能寻到另类糊口之途，一个实现了自我追求，另一个找到了成就自信自主的生计活路和尊严。

追寻幸福人生，何去何从？

　　重视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体系相信，市场是个公道的机制，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人是失败者，因为物竞天择丶能者居之。然而，自小就信奉这个信念丶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过去二十年来，渐渐发现社会上所谓的“失败者”，其种类和人数似在与日俱增──从前，教育程度低丶技术程度低的工人在香港劳动力密集工业式微之後，成了失败者；当下，许多奋发向上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丶硕士博士生，都人浮於事；创造力焕发的年轻信息科技人员丶文化创意人员，因租金狂攀而无法创业；高级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因无法负荷天文数值的房价而难以购置自己的居所。

　　另一边厢，渐见一些知识条件不俗的年轻人，如阿邦丶浩天和达钧，放弃了对主流经济市场的追逐，悠然过着未必被大众认同的生活。他们真的是失败者吗？

　　这可能就是探究另类经济和另类生活模式的原因，但谁又能给予肯定而完美的答案呢？主流和另类又是否互相排斥？可持续的幸福路，可能只有在跌跌碰碰的试验和错误过程中求索。

1. 作者是社区伙伴传讯主任。
2. 指未来可以拥有房子丶车子丶妻子和孩子，於愿足矣。
3. 香港俚语，即按时上班没有休假。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香港於2016年5月至6月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为15,500港元。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10_tc.jsp）
5. 香港贫穷线的计算是入息中位数的一半，最新的入息中位数为15,500港元（注脚4），其一半即7,750港元，这是贫穷线水平。阿邦若“开足工”平均月入只有7,000港元，已低於贫穷线，属穷人一族。
6. 香港俚语，指使用信用卡消费。
7. 香港俚语，指为生计役役劳苦。
8. 广东方言，意谓还可以丶一般丶普通。
9. 资料源於项目网站 http://www.greenglass.org.hk 及对其项目统筹黎梅贞的访谈。
10. 资料源於机构网站 http://greenwomen.net 及对其理事长陆少琼的访谈。